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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效仁
鄭州青少年道德銀行2002年4月7日成立時熱鬧異常。僅報名的前幾天，前來“開戶”的就有2000多人。可3年后記者在鄭州采訪發現，許多當年參加活動的志愿者，其“道德銀行”存折僅用過幾次，“道德銀行”真正的“業務”運轉，持續時間沒有超過一年，記者稱之為“無疾而終”，不禁令人唏噓。(據4月12日《北京青年報》報道)
所謂“道德銀行”，就是將志愿者的服務，以服務時間的形式記錄在一張特殊的儲蓄卡上，由銀行、被服務者、志愿者三方共同認定。當“儲戶”自身遇到困難時，也可“支取”服務。根據規定，“儲戶”服務時間累計在100小時以上，可獲得其他會員提供的相應時數的服務；累計達到1000個小時，將由道德銀行提供“志愿服務終生受益卡”，在自身遇到困難及年老時獲得不限時數的經常性服務。“道德銀行”作為對志愿服務注冊制度的一種探索，對志愿者的一種激勵形式，自萌發開始就得到媒體的集體喝彩和公眾的積極響應。所以，它代表了一種新型的人際關系，一種新的公德范式，契合了社會生活的實際，滿足了公民服務與被服務的需要。“道德銀行”的暢行，對于提升公眾的道德意識，無疑是大有裨益的。
緣何會無疾而終，頗值得反思之。我以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道德銀行從一開始就偏離了“志愿”方向，將道德行為經濟化。其實，志愿者活動早已超越了國界。總部位于美國華盛頓的國際義工組織IAVE早在1970年就創立了，目前會員已經遍布全球95個國家和地區。該組織章程中表示，義工的基本價值在于建立更自由無障礙的社會，并讓生命更有意義與充實，鼓勵義工們奉獻時間、才能與精神，以解決人類、社會、經濟和環境各方面的問題。聯合國也曾把2001年定為國際義工年(據2004年12月15日人民網深圳視窗)。可見，志愿、奉獻是其精髓。在志愿者看來，奉獻服務僅僅是一種自我道德的追求和升華，很自我的事情，就不必張揚，更不求回報。志愿服務并非可以等價交換的利益關系，更不是可討價還價的市場行為。曾經多次開著別克轎車去參加擦欄桿、維持交通秩序等志愿服務，不記名資助了近百名貧困生的鄭州一家公司的總經理就說，“我一直不大贊同‘道德銀行’這種志愿服務形式，我參加志愿服務沒任何索求，只愿得到一種精神上的享受。”
“道德銀行”將個人的志愿行動、奉獻情懷變成了可以存取、生息、交換的經濟行為，難免給自己帶來了先天性的缺陷。其一，既然可以定量存入，那么志愿服務質量的考評就成了一個難題。其勞動的難易及強度大小被折算成服務時間時，就很難有一個明確的標準，既如此，所謂累計存儲時間就容易成為一個虛擬的量，一個變量，一個很難達到平等公正的標準量。同樣，當你需要享受同等量的志愿服務時間時，其質的評價亦是一個無法解決的難題。
其二，既然是“道德銀行”，是志愿行為，對于其服務時間的質和量的監督，對于服務交換的監控，就失去了應有的根基，甚至它既沒有監督者，更沒有監督權威。正像一位專家所說的，“法律不僅僅是要對行惡進行禁止，同時對行善也要進行規范。”任何行為包括善行，只有在一定約束的框架里進行，才能保證其行為的良性持續發展，脫離隨意性而上升為自覺性，從可做可不做變成道德操守和法定職責，由心血來潮到矢志不移。由于“道德銀行”缺乏有效的監督，就很難保證這種志愿服務交換的公正公平。
其三，“道德銀行”的“存入”與“支取”是需要成本和交換平臺的，成本由誰付出，平臺由誰搭建，僅僅靠銀行單方面是不夠的。因為銀行是經濟單位，逐利是其本性，為志愿者服務作為銀行企業的形象工程，可能熱情一陣子，但要持之以恒卻非易事。再說，要建立非常暢通的保障機制，需要方方面面的配合。比如，經常因為一個社區主任的職位調換而使這項工作無法進行。許多大學生志愿者在畢業后也離開了鄭州，“道德銀行”又無法實現全國聯網，就使這種支取承付失去依托，變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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