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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針對年初北京政協委員李曉松提交的考慮解決“黃金周”帶來一系列問題的建議，國家旅游局在答復時認為，“在目前情況下，我國繼續(xù)堅持黃金周長假制度利大于弊”。國家旅游局介紹，這一長假制度的實施，使公民的休息權利得到了充分保障和有效運用，也符合社會管理的客觀規(guī)律(上海《青年報》4月4日)。讀完報道，筆者覺得國家旅游局在黃金周是否取消問題上的答復著實有點差強人意，不能令人信服。
眾所周知的是，實施多年的黃金周制度之所以在近年來屢遭社會的垢病，主要原因就在于其集中性的時間安排與由此所帶來的景點和交通的人滿為患弊病，使人們的假期生活質量不能得到保證，而并非是人們對休息權利的質疑，也就是說，人們之所以要取消黃金周，不是不要休息的權利，而恰恰是要在有休息權利的基礎之上能享有更好的假期質量。應該說，這些社會性的要求，從本質上看，不僅符合提高社會生活水平的要求，同時也是對有關行政機關工作質量的考量。而具體到上述國家旅游局對黃金周的答復，其內容只是落在黃金周的權利性質上，而沒有針對社會對假期安排的合理性要求方面，應該說對如此的答復，不僅使人覺得有點文不對題，且在社會效果上，還會使人認為國家旅游局在此更有是在王顧左右而言它的味道。
還有，黃金周作為一種行政性的制度安排，不管是從國家旅游局的行政機關性質，還是從人與社會，人與經濟和諧關系看，行政機關的思路與制度設計似乎都應該以社會公共福利最大化為出發(fā)點和歸宿，都要以人為中心，想這點也該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在此前提下，特別是在黃金周實施多年后的今天，當集中的黃金周制度已被眾多的社會公眾所質疑，且被許多現實證明已經，并還將影響公眾的休假生活質量時，行政機關仍堅持原有的行政思路而不及時的予以改進，對此如果不客氣的說，其本身就是一種“行政病”
當然，筆者在此并非是要否定行政機關對黃金周安排的合法性。而想說的是，行政行為在具合法性時，同時還應具備合理性。而這種合理性的落點就在于看其是否符合社會福利的最大化，是否符合人與社會，人與經濟和諧發(fā)展的社會要求，其關鍵的中心也只能是“人”。然而如以這樣的觀點衡量，上述國家旅游局對黃金周是否取消的答復，似乎并不令人滿意。因而筆者不得不對此想說：差強人意的不取消“黃金周”！
(稿源：紅網)
(作者：周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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