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墮入邊緣化現實 何以解經濟之憂惟有新政

　　★文/時鈴

　　——從張之洞新政看湖北崛起

　　說起湖北，不能不提及張之洞，尤其是在他督鄂115周年的時候，在“中部崛起”成為國家區域發展戰略的時候。因為張之洞時代，是湖北最為雄起的輝煌時期，以致于披及了 后來的近百年。

　　沒有張之洞，就沒有湖北新政，也就沒有昨天的湖北，也就沒有將湖北與中國命運連在一起的歷史因緣，更不可能有湖北新軍打響武昌起義和辛亥革命第一槍從而打開中國現代史大門之宿命了。

　　張之洞督鄂的最直接的原因，是因為一條路—蘆漢鐵路即后來的京漢鐵路。隨著這條路的不斷延伸，沖破了種種守舊派迂腐思想的束縛，張之洞將他“中體西用”的新政在湖北發揮了個淋漓盡致，湖北的工商業體系和現代化基礎由此奠定，使湖北走上了一條由前現代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之路。因為督建這條實際上帶有開辟洋務運動象征意義的道路，張之洞成就了自己，成就了湖北，成就了中國歷史。

　　所謂湖北的新政，照作家方方在其《行云流水的武漢》中所說，張之洞所作的這一切，用現代的兩個字來形容，就叫作“開放”。

　　說“開放”，說“新政”，主要就是引領了洋務運動。甲午戰爭失敗以后，張之洞給清廷上了一道后來被稱為其新政總綱的《吁請修備儲才折》，提出九個方面的主張：即編練陸軍、重建海軍、修筑鐵路、分設槍炮廠、廣開學堂、速講商務、講求工政、派員出國考察、預備巡幸之所等。以蘆漢鐵路的修筑為契機，張之洞“圖自強，御外侮；挽利權，存中學”，興實業、辦教育、練新軍、應商戰、勸農桑、新城市，大力推行“湖北新政”。

　　“湖北新政”之所以成功，制度創新是關鍵。張之洞督鄂期間，設置各類新機構36個，其中25%是按清廷的指示而設，75%是按張之洞的意旨而設，明確標示出張之洞的自主性和創新性。新機構的設置，既是張之洞銳意創新的標志，也是張之洞推行“新政”的重要手段。

　　更為可貴的是，張已觸摸到政治改革之根本的脈搏。張之洞的最大特點即在于兼容新舊，穩健明達而又能與時俱進。他最為人知的《勸學篇》提出，“西學之中，西藝非要，西政最要”，“政尤急于藝”的提法，也就是說，中國文化要從西方吸取的，科學技術并不重要，重要的倒是西政，表達了強烈的政治改革的愿望。這種思想即使在今天看來，也仍然是非常大膽的主張。

　　史家馮天瑜先生對張之洞的評價是，經張之洞督鄂近二十年的慘淡經營，湖北由一個深居腹地、經濟文化均處中等發達程度的省份，一躍而為晚清全國最重要的機器工業中心之一，某些門類(如鋼鐵工業、軍火工業)在當時的東亞也占據領先地位。就清末洋務事業的綜合發展水平而論，湖北駕乎天津而直追上海后塵�？梢哉f，湖北的崛起，與清廷的總體性部署并調動全國財力支持固然有關，但同張之洞的上下呼吁，左右羅掘，勵精圖治也大有干系。

　　“湖北新政”所孵化的社會生產力、民族資產階級、新式知識分子、傾向革命的士兵，以及工人無產階級，不僅最終成了封建王朝的掘墓人，也為后來的民主主義革命客觀上奠定了階級基礎。

　　日本首相伊滕博文曾評價張為“最能辦事之人”，而孫中山先生譽張為“不言革命的大革命家”。張之洞務實求變，銳意改良的精神與實踐可謂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成功的改革家。

　　湖北崛起緣自湖北新政，新政緣自張之洞使命般的“改革開放”思想與實踐。湖北在近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反而落伍于全國，出現了所謂的“中部塌陷”。細糾起來，在主客觀因素上與湖北的“改革開放”思想和實踐相對落后有直接的關系。

　　所幸被稱為“九頭鳥”的“湖北佬”已經清醒地認識到了這一點。2002年湖北省委書記俞正聲上任不久，就力促革新，到東南沿海發達省份考察學習，并形成《湖北省經濟與沿海三省的比較研究報告》，由此引發了一場歷時半年遍及全省的“思想大解放”的大討論，形成了“思想解放程度決定改革力度，對外開放程度決定發展速度”的共識。

　　此后不久，湖北省又以極大的決心和勇氣，從“削費減稅”、“機構瘦身”、“簡政放權”等十幾個方面，次第沖破體制瓶頸。這一前所未有的大動作，被專家譽為令人振奮的“湖北新政”。湖北這個中國的“龍腰”自此真正開始擺動起來。

　　“何以解憂，惟有改革”�！昂我愿母铩�？“惟有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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