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于安樂

　　本報記者 覃里雯／文

　　人是否有權做出結束自己和他人生命的決定？

　　雖然這個問題可能自人類誕生以來就和它如影隨形，但它的困難沒有減弱分毫。關于安樂死的分歧，最早的記載在古希臘時代。那時的思想家雖然反對自殺，但似乎是傾向于安 樂死的。柏拉圖說：“精神和肉體上生病的人應當任其死去；他們沒有權利活者�！钡�是西方醫學之祖希波克拉底第一個堅決反對這些行為和觀點，他著名的宣言迄今被所有西方醫學院學生背誦：“我不會為了取悅他人而開出致命的藥物，也不會給出可能導致他死亡的建議�！弊钤缡褂谩鞍矘匪馈边@個詞的是古羅馬歷史學家蘇托尼斯。他的“安樂死”指以積極的方式(比如提供藥物)幫助痛苦的垂危病人提前結束生命。

　　在希波克拉底時代，即便在人類最文明的社會中，生存依然被視為搶奪有限資源的零和游戲，個人的生命依然不被視為最重要的目的。斯巴達人會殺死不健康的嬰兒，將健康的初生嬰兒身上涂上酒精，掛在檐下一晚，存活者才能有幸被納入社會。

　　在歐洲之外，人類社會一直存在著以較為“仁慈”的方式結束垂危病人痛苦的情況，雖然這些方式時不時地又被禁止或者譴責。在美索不達米亞文明時期，亞述王國的醫生禁止安樂死。但是在古印度，無法救治的病人也會被扔入恒河淹死。

　　生命至高無上的觀念是由今日世界四大宗教注入人類社會的，這些宗教根本上都不贊成安樂死和自殺。

　　在基督教圣經中，上帝明確規定了人類不能選擇他們的死亡時間：“生有時、死有時。栽種有時、拔出所栽種的也有時。”

　　伊斯蘭教完全反對安樂死和自殺。古蘭經說：“生命是神圣的，人殺死自己是被禁止的。”

　　猶太教認為，上帝創造了生命，只有他有權決定一個人是否應該死去。

　　佛經中從來沒有清晰地表明對安樂死的看法，但自殺似乎不是完全的禁忌，古代圓寂和涅的高僧都是自行決定離去的時間的。

　　直到文明社會進入啟蒙時期，對安樂死的質疑才真正和當代的爭論接近。在這樣的爭論中，人們遵循同樣的前提：人的生命至高無上，無論種族信仰，沒有優劣之分，應當得到同等的尊敬和保護。在1516年，英國人文主義者托馬斯·莫爾在《烏托邦》里為安樂死辯護。他描述了理想中的醫院的作用。醫院的工作人員以溫柔的看護和極盡全力的治療來照料病人。但是，如果病人受到痛苦的、無法治愈的疾病的折磨，病人就可以選擇死亡，要么絕食，要么服用鴉片。1627年，英國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寫道，醫生“不僅(給病人)恢復健康，也減緩痛苦和悲哀；不僅為了幫助康復而減緩痛苦，也為了提供一個公平和輕松的通道而減緩痛苦”。

　　思想家的辯護使得法律減輕了對實施安樂死的醫生的懲罰。最早的將安樂死合法化的努力似乎主要發生在德國。1794年6月1日，一條導向安樂死合法的法律在普魯士獲得通過。1889年，哲學家尼采說，“垂死的病人是他人的重負，他們沒有權利活在這個世上�！绷硪粋�德國律師約斯特于1895年寫了一本叫做《殺人法》的書，強調只有無法救治、意求一死的病人必須被允許死去。他認為，生命的價值是一路下降到零點，無法救治的病人的價值是非常低的。在幫助病人結束生命的時候，必須有數位醫生和病人本身的同意，以避免鼓勵自殺行為。

　　20世紀同樣見證了人類對安樂死的矛盾態度。最早將安樂死合法化的努力出現在20世紀初期的美國。紐約州醫學協會建議批準溫和輕松的死亡方式。在1906年和1907年，俄亥俄州和愛荷華州提出了更積極的實施安樂死的辦法。雖然1937年的一份調查問卷顯示53%的美國醫生支持安樂死，但是政府并未同意將之合法化。

　　在關于安樂死的爭論中充滿了危險的陷阱。最可怕的陷阱出現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信仰者當中。柏拉圖和尼采關于重病者的生存權利的論斷得到納粹德國的繼承，除了清洗猶太人之外，納粹德國還對改良人種充滿熱情。第一例安樂死的施行對象是“克淖爾寶寶”。這個盲眼、癡呆、缺了一只胳膊和一條腿的孩子的父親向希特勒本人要求，請他準許給自己的孩子施行安樂死。1938年，這個要求被批準了。隨后幾個月里，在希特勒的一封批準信后，納粹德國成立了一個委員會，旨在建立實際的途徑，以便批準給那些“沒有有意義的人生前景的孩子們”施行這樣的“仁慈死亡”。當時的艾格芬哈爾醫院就緩慢地停止照顧它院內的殘疾兒童，直至他們“自然死亡”。其他的機構也紛紛效仿，有些給病人停止供應暖氣，而不是食物。如此施行安樂死的過程被稱為“讓自然運轉”。到1941年末，安樂死已經成了“醫院的日常事務”，更不要說那些被注射和喂下藥物的病人。

　　由于社會達爾文主義所造成的巨大危害，人們意識到，如果將生命的價值量化，并且根據量化的價值來判斷生命是否有權繼續，這種判斷是非常危險的。

　　今天，在全世界200個國家里，只有荷蘭(2001年)和比利時(2002年)兩個國家將安樂死合法化，此外，將安樂死合法化的還有美國俄勒崗州。這三個小而富有的國家和地區的情況似乎并不足以成為他國借鑒。

　　2003年8月，我國首例為其母實施安樂死的爭議人物王明成因胃癌去世，他在數次為自己要求安樂死而不得的情況下，含著痛苦和遺憾去世。關于王明成的討論中，最痛苦的一個問題就是：在現階段我國落后的醫療福利體系內，有多少人僅僅因為付不起治療費用而被迫忍受著痛苦的生命？關于安樂死，不同世界之間面臨的倫理挑戰也非常不同。

　　但是，如果我們是一個富有社會，這個問題又會變成怎樣？在安樂死合法化之后，荷蘭的一個電視臺曾經做過一個相關節目。攝制組跟隨一個醫生來到一個即將實施安樂死的病人家中，病人家屬把醫生引入客廳，卻請他坐下喝咖啡，開始絮叨病人的生平往事。在此之前，他們已經有足夠長的時間考慮，簽署了法律文件，同意給親人一個寧靜的死亡，但是面對訣別時刻卻一再拖延。忙碌的醫生看了幾次手表，小心地問，是否可以開始了？但是家屬猶豫片刻，又開始敘舊。這個紀錄片沉默的力量呈現了安樂死所面臨的永恒困境。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