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未必是壞事 改變二元經濟促進社會進步

　　已經存在了一年多的“民工荒”問題，是全國媒體關注的焦點，在“兩會”上，改善民工待遇也成了代表熱議的話題。在政府著力解決民工荒的同時，也有人提出，換一種視角來看，“民工荒”未必是壞事。

　　凡事有利有弊，“民工荒”也是如此，它影響了生產，暴露了社會不公。但同時也是時代進步的反映，從這個層面看，“民工荒”當是好事。

　　 改變“二元經濟”的時機

　　“民工荒”了，說明農民的選擇可以更多了。

　　“民工荒”了，說明過去不值錢的勞動力，現在也不是唾手可得。我們的農民兄弟，可以“東西南北中”，打工隨意選了。

　　“民工荒”了，不是農民工的數量減少了，而是新增的勞動力需求多了，而這正是工業景氣，經濟景氣的象征。

　　實際上，“民工荒”正是解決農村問題的好時機。讓更多的農民轉移到城市，提高農民工待遇，加快城市化進程，加大城市反哺農村力度，盡快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

　　從這些方面來看，“民工荒”是好事，民工暫時的短缺，并不會對我們的經濟帶來實質性的傷害。相反，“民工荒” 折射了社會進步，帶來了種種變化與變革。

　　城鎮吸納能力增強

　　過去常說，10億中國人，8億是農民，現在要說，10億中國人，8億是城市人。對于中國今后的走向，國家的遠景規劃已很清楚，在50年左右的時間里，中國人口的80%將要住在城市。

　　“候鳥”型的長距離兼業要逐步減少，農民兼業將主要以近距離為主，半徑在50公里左右為主。這就要求我們的城市化進程要加快，提高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而現在的“民工荒”，不正是我們城市吸納能力增強的表現嗎？

　　過去，說了多年的“三農”問題，經濟學家、社會學家給出的最終答案是“農村勞動力過剩”，必須轉移出來。因為人多，人均一畝半分地的現狀讓農業機械化、農業產業化、大規模生產等等現代農業的概念難以付諸實踐；因為人多，地方政府使盡“渾身解數”招商引資上項目，其目的也是把土地承載不了的剩余人口轉移到城鎮。

　　在這樣的背景下，“民工荒”傳遞出來的，正是城鎮吸納能力增強、經濟景氣等積極的信息。這無疑對加快解決農民問題提供了有利條件。

　　城市待遇為城市化鋪路

　　中國社科院農村研究所研究員黨國英對此的觀點是，如果城市化不到位，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不能轉移到城市，中國城鄉統籌發展就不能實現。農民收入增長也不會有保障，收入差距也難以縮小，和諧社會也不會建立起來。這大概也是多數研究者的共識。

　　50年以后，中國人口達到十四五億，其中，不到3億左右人口在農業領域。據專家估算，只要城市經濟保持8%以上的增長率，勞動就業人數就會有一定的增長。2003年，中國城市人口凈增2164萬人，農村凈減少1390萬人。

　　同時，如果農村人口計劃生育政策能很好落實，在能源節約方面取得進步，在第三產業發展方面再有更好的政策，對貧富懸殊也能夠適當控制。那么，GDP增長將保持在8%以上，城市對新增農村轉移勞動力的容納就會穩步增長。

　　據估算，我們目前的城市化速度已超過了1%。而要加快進程，或者城市化水平更高，很好地解決農民工的城市待遇，也是關鍵所在。

　　從農民工到城里人

　　有些農民工，最終選擇回歸，很大程度上是在城市無根。回歸農村，他們至少還有土地。畢竟擁有土地，比擁有空幻的城市生活要踏實。這不只是農民工的問題，也是擺在我們面前的城市化進程的核心問題。對此，黨國英表示取消戶籍，屬地化管理是加快城市化的重要措施。

　　屬地管理，以居住地和工作地為依托，建立社會保障賬號，讓農民工真正享有城市的各項福利。黨國英認為，城市取消舊的戶籍制度后，可以實行居住地登記政策。登記的條件是擁有或租有符合標準的住房，這是合法居住的惟一條件，也是取得屬地化管理的社會保障賬戶的前提條件。

　　同時，要制定“工作場所居住”法規。不難想象，城市工作場所居住政策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里，不能消除長距離的農民兼業現象，而兼業農民也不見得都有能力購買或租用標準住房單元。雖然因此他們不能獲得居民資格，但他們的“社會保障賬戶”可以由所在城市代管；他們在農村可以保留土地。

　　社會保障賬戶管理政策，就是要為每一個進城務工人員建立社會保障賬戶。中國很大，賬戶管理不宜全國統一，應該實行城市或省為單位的管理，并允許各地有差異。農民兼業地方變化以后，賬戶資金可以轉移，但原管理城市或省區可以扣除一定部分，以鼓勵地方加強保障金的收繳和管理。

　　目前，全國做得較好的是廣東，實行社會保障賬戶的社會統籌和個人交納(賬戶)相結合的方式。在賬戶轉移時，原管理城市或省區僅僅在社會統籌部分扣留一定數量。賬戶項目主要是養老和醫療兩個部分，工傷保險走商業保險的路。

　　農民工成為工人主體

　　據調查，目前市場中逾半數(53.65%)的工人持有外地戶口，外來工已經成為工人隊伍中一個不可忽視的群體。特別是在沿海地區，外來工的數量已遠遠超過傳統意義上的工人。如在深圳和東莞，外來工數量均超過600萬人，是本地戶籍人口的4倍。

　　我們再以廣東省經歷的三次大的外來工浪潮為例：1988年全國各地南下的外來工突破百萬，1992年以后外省來廣東的外來工快速增長，90年代末期已突破千萬。目前廣東進城務工的農民有2130萬人。

　　與此相對應，25年來，廣東GDP以年均13.4%的速度增長。在改革開放初期的1978年，廣東的GDP不到200億元，1988年突破1000億元，2001年突破了10000億元，2004年達到16000億元，占全國1/9。

　　顯而易見，廣東經濟的每一波增長，必然帶動外來工數量的大增長。據經濟學家估算，外來工對廣東GDP增長的貢獻率約為25%。被稱為“民工城市”的東莞，20多年前還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農業小縣、人口不過百萬。如今，它已成為聞名遐邇的國際制造業基地，僅外來民工就超過500萬。

　　由此可見，我們的城市已離不開農民工，城市的經濟發展也必須依托農民工。給這些為城市發展做出巨大貢獻的農民工以合理的待遇，將工人階級的“新鮮血液”——農民工吸納進城市，不僅是農民工本身的希望，也是城市發展的需要。

　　從這個角度看，“民工荒”爆發得很及時，讓人更深地反思，也給了政策制定者警示:我們不能再忽視民工的作用、民工的利益了。相信，這撥“民工荒”帶來的將是政策的變革，而不只是專家的建議、紙上談兵。

　　更多農民愿當新工人

　　對于民工荒，有一種說法是中央兩個一號文件、1000億的糧食直補以及不斷上漲的農產品價格，讓農民感覺到種田也可以致富。其實不然，據相關記者的采訪調查和有關部門的數據，這種說法被認為是不切實際的。

　　以貴州為例，該省某村600多人口，分地時土地428畝，20多年后房屋等占去不少土地，現在人均不足7分地。精耕細作，7分地一年可以產出1000元，扣除成本300元，一年的收入是700元。這自然是不計算勞動力成本的，僅僅夠糊口。

　　從今年開始，貴州免除了農業稅，再加上糧食直補，每戶減少負擔100多元。這對改善生活也只能是杯水車薪，要想改善生活，惟一的辦法還是外出打工。

　　目前，貴州農民外出打工的意識還不強，在很多貧困地區，守土安居的觀念還很濃厚。當地政府也想方設法積極引導，對當地政府來說，常是“一人出外打工，一家人脫貧致富”。

　　據貴州省畢節市的統計數據，畢節市130萬人，在外打工的人為17.5萬人。畢節農村的人均收入是1666元，打工收入超過其總收入的1/3。但目前，該市外出打工的人太少，有大量剩余勞動力可轉移。

　　調整農村產業結構，把更多的農村富余勞動力送出去打工，同樣也是貴州省委省政府的設想。目前，貴州省各地已成立了900多個鄉鎮勞動保障事務所，對當地的勞動力進行資源調查，提供信息咨詢服務，各鄉鎮也設立了勞務輸出專職干部，意在送出更多的人。

　　毫無疑問，對于這個擁有近4000萬人口的大省，貧窮的現實、致富的誘惑加上政府的政策催促，將會使更多的人投入到打工大潮中去。

　　貴州的情況只是中國廣大農村的一個縮影，未來幾十年，有數億的農村人口要轉移，這一龐大的勞務大軍，為中國社會的轉型帶來了巨大挑戰。但愿這次的民工荒，能給社會各方以警醒，帶來現實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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