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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吉濤
近日讀報，有兩件事讓人如鯁在喉，不吐不快。
第一件。在《中國律師》雜志社主辦的“包頭空難”法律研討會上，著名法學家江平、姜明安等專家認為：目前空難理賠標準是1993年國務院132號令確定的7萬元人民幣，這
一賠償額度無法體現對空難人員的保障。1996年實施的《民航法》，授權國家民航總局制定國內航空運輸承運人的賠償責任，但民航總局遲遲沒有制定相關標準。專家們認為這是民航總局立法不作為。(3月28日《新京報》)
第二件。日前在重慶市商委與餐飲商會會員單位召開的“自帶酒水服務費”研討會上，與會者一致表示，經營者有權收取適量“開瓶費”。市商委餐飲服務處與重慶餐飲商會將聯合擬訂有關“開瓶”服務費的收取標準。中國烹飪協會對此公開發表意見，支持餐飲企業收取“開瓶費”。(3月28日《重慶晚報》)
這兩件事表面上看風馬牛不相及，本質上反映的卻是同一個問題：部門行業立法問題。民航總局是消極立法，該立而不立。重慶餐飲業是積極立法，本來沒有立法權，但它執意要“填補法律空白”。這兩家，雖然表現方式不一樣，卻殊途同歸，追求的是同一個目標，那就是通過立法為本部門本行業“圈利”。
1993年，人們的平均工資僅有幾百元，那時的空難理賠標準是7萬元人民幣。現在，人均工資千余元，可空難理賠標準卻不變。事情合不合理，不必由法學家來證明，普通百姓一看便知，民航業豈能不知？但是民航總局遲遲沒有制定相關標準，這顯然是“趨利避害”之舉，通過犧牲乘客利益來保障全行業利益。這種“回避立法”或“拖延立法”的行為，是典型的立法不作為。
有關“開瓶費”的問題，其實法律早就認定是“不合理收費”。十分搞笑的是，重慶餐飲業居然認為，這是法律空白。不錯，法律條文的確沒有“開瓶費”的字樣，但這并不意味著法律出現空白。我國《民法通則》、《合同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有許多原則性規定，完全可以調整這方面的法律關系，比如說公平交易、誠實信用等規則。從另一個角度講，法無明文規定，對消費者來講即自由，對行業企業則是“禁止”。既然法律沒有提“開瓶費”這回事，意味著這是消費者的自由，商家無權干涉。既然法無明文規定，說明相關行業部門立法沒有法律依據；沒有法律依據，就無權立法。為“開瓶費”立法，是違法之法。
以上兩件事，只是冰山之一角。這些年，部門行業通過立法、立規、立制為自己“圈利”，損害公眾權益的現象比比皆是。有學者將之稱為“立法尋租”或“立法腐敗”。立法“圈利”危害甚巨。部門立法一紙定乾坤，公民縱有千萬理由，人家一句“這是法律、這是規定”，便可以塞你之口，讓你有口難辯。時下，又有幾人能跟“法律、規定”叫板？
霸王合同，霸王條款屢見不鮮，打而不死，很大程度是因為它們的背后有“部門立法”的影子。部門立法，由于利害攸關，很難站在完全客觀中立的立場上，立的法很可能成為一部“部門行業利益保護法”。這樣的立法是很值得警惕的。因為，如果放任部門立法“圈利”，必將對社會公平造成極大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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