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農民工或流動人口的產業工人化和市民化的問題開始引起人們廣泛的關注。這個情況說明，以大量流動人口的存在來替代城市化的發展模式已經開始走到盡頭；如何通過加快城市化進程，使大量的流動人口在城市中定居下來，已經成為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在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中，有兩個現象是非常耐人尋味的：第一，在農村勞動
力向城市轉移的過程中，相應的快速城市化過程沒有出現，反倒形成了一個規模巨大的候鳥式的流動人口。根據公布的數字，在2000年進行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時，我國流動人口總量已達1.21億人。而到2003年，我國流動人口總數已達1.4億，超過了全國人口總數的10%；第二，經過20多年的時間，中國的經濟，特別是第二、第三產業有了迅猛發展。特別是近年來，國際上的制造業不斷向中國轉移，中國已經開始成為世界上重要的制造業基地。但支撐起這個制造業的，卻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產業工人，甚至支撐今天第三產業(主要是其中下端部分)的，有相當一部分也不是市民，而是上述流動人口或流動勞動力。據最新人口普查資料，農民工現在占二、三產業從業人員的比重高達46.5%，其中第二產業占56.7%，在建筑行業甚至占80%。
上述兩個因素的結合，構成了中國發展模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由此導致的消極后果則在日益凸顯出來。其中最突出的表現：第一，大部分工業及相當部分第三產業中的從業人員長期處于流動狀態，不利于提高這些人員的素質，從而也阻礙了這些行業技術水平的提高；第二，形成了城市中或工業中的兩個勞動力市場，由流動勞動力構成的這個勞動力市場，勞動報酬過低，而且普遍缺乏社會保障，由此造成的一個結果是人均收入的增長長期低于整個經濟的增長；第三，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城市中逐步沉淀下一批收入低下而又缺乏社會保障的人員，再加上城市本身由失業等原因形成的貧困現象，一個規模可觀的城市貧困群體開始出現，各種社會矛盾也由此而引發；第四，每年春運成為中國的一大難題。大量流動人口在春節期間返鄉過節，使得運輸嚴重超負荷，而大幅度上浮的旅行費用又成為他們沉重的經濟負擔。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人們開始提出如何使流動人口產業工人化和市民化的問題，使流動人口能夠在城市中逐步定居下來，從而解決上述種種問題。應當說，從長遠來說，使流動人口定居下來，完成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的流動，對于解決中國經濟發展的后勁、協調利益關系和緩解社會矛盾，甚至對于“三農”問題的解決，都是一個根本性的措施。現在的問題是，流動人口的產業工人化和市民化如何才會成為可能。如果我們對其中的具體情況做一個具體分析，就會發現該問題是相當復雜的。
一個基本問題是，相對于產業工人化和市民化來說，流動人口是一個過于籠統的概念。實際上，總數達1億多人的流動人口是由不同的成分構成的。大體來說，我們可以將其分為如下四種類型：第一種是工業中的從業人員。有數據表明，農民工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其比例高達82.7%；第二種是城市中低端第三產業中的個體從業人員，如餐館服務員、保姆等；第三種是從事各種經營活動的人員，包括規模較大的私營企業主，也包括自由市場中的小商小販等；第四種是失地失業的農民，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已經獲得了城市戶口。可以發現，這四部分流動人口與產業工人化和市民化的關系是很不一樣的。而得出的結論甚至會使我們看到，產業工人化與市民化也不是可以一致起來的概念，這兩個目標很可能是錯位的。
在這四部分流動人口中，與市民化最接近的可能是從事經商等活動的流動人口。其中生意成功者已經在城市中擁有自己的住房，子女在城市的公立學校中就學，甚至在重點學校就學。他們的生活往往高于一般市民，在城市中也有其社交圈子，他們已經成為實際上的市民。但即便如此，他們也并沒有完全融入所在的城市。他們沒有城市戶口；在得到城市服務的時候，需要交納更高的費用；不能享有該城市的種種福利和社會保障；正因為如此，他們對所在城市的認同并不高，甚至具有一定的被歧視感。對于這部分人來說，要解決他們市民身份的名實相符問題，實際上并不難做到。
從事一般性經營活動的流動人口，如市場中的小商小販情況則不同。他們一般收入并不高，無力購買城市住房，子女也無法進入公立學校讀書，其他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也與他們無緣。但其中的一部分人，已經在城市中落腳多年，對所從事的經營活動，積累較為豐富的經驗，甚至也有了較多的人際關系積累。因此，盡管他們在城市中居無定所，但他們維持生存的能力很強，其中部分人的收入可以維持全家人在城市中較低水平的生活。因此可以認為，這部分流動人口，是市民化可能性比較大的人群。對于這部分人來說，現實的問題是如何解決制度性歧視(特別是在子女就業等問題上)，使之能夠在城市中逐步定居下來。當然，這需要戶籍制度以及相應社會保障制度的變革。
在流動人口中占比例最大的是在工業中從業的農民工和在低端服務業中就業的人員。所謂流動人口的產業工人化，主要是就在工業中從業的農民工而言。但可以看出，這部分農民工市民化的條件卻最差，可能性也最小。而事實上，如果不能實現市民化，其產業工人化的程度也會大打折扣。最近的一個調查表明，這些在工業中從業的農民工無論在何種意義上都將自己看作是一個農民而不是城市人，他們只是臨時出來掙點錢的農民而已。而流動人口產業工人化的問題涉及的主要就是這部分人，他們的問題不解決，產業工人化的問題就基本沒有解決。對于這部分人來說，需要解決的還不僅僅是戶籍問題，甚至首先不是戶籍問題，更現實的是，如何使他們的收入能夠維持自己及全家在城市中低水平的生活費用，如何在社會保障等制度上將他們真正納入其中。然后戶籍問題才有可能提上日程。
而實現市民化最迫切的無疑是失地農民。到目前為止，完全失去土地或人均占有土地不足0.3畝的，已經達到4000多萬人。據估測，在今后20多年中，還會有更多人加入這個隊伍。雖然他們獲得了數量不等的補償款，其中一部分人還轉成了市民身份，但相當一部分人處于失地失業沒有社會保障的狀態。在補償款用完后，有些人會處于生活沒有來源的狀態。因此，如何使這部分人獲得新的謀生手段，甚至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成為真正的市民，無疑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