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信念與中國責任 頒獎當代中國經濟學家

　　中國經濟學界3月24日感受到了她在這個轉軌的市場國家的榮耀。當日在北京舉行的首屆中國經濟學獎頒獎典禮上，薛暮橋、馬洪、劉國光、吳敬璉被授予首屆中國經濟學杰出貢獻獎，每人獲得30萬元獎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曾培炎、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鐵映、全國政協副主席王忠禹、李貴鮮出席了頒獎典禮，曾培炎還發表了重要講話，表達了對中國經濟學界的厚望。

　　改革開放以來，即使自然科學和技術研究領域的專家在專業頒獎禮上也很少享受這份尊榮。國家領導人對一代經濟學人的成就(特別是對國家建設的貢獻)的肯定，顯示出經濟學術在當代人文社會學科領域的中心位置，以及這一學科對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強勁的綜合影響力。

　　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的一份總結

　　中國經濟學界已經開始自覺地對新時期的經濟學進行總結盤點，并試圖以此引領未來。

　　與此前偏重于專業積累的“孫冶方獎”不同，中國經濟學獎的設立，并重經濟學術思想及其社會效果。這一目前國內惟一授予經濟學家個人、對個人長期成就進行獎勵的經濟學獎項聲稱，獎勵對象是“自1978年以來，將經濟學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對發展和改革重大政策制定作出杰出貢獻的經濟學家”。也就是說，這一獎項，不僅是對經濟學術本身的積累的總結，也是對改革時期經濟學的社會結果的總結。

　　與此相應，這一估計以后在規格上無人能出其右的經濟學獎，其主事者既有著權威的學術背景，也有著濃厚的官方背景。

　　這一獎項由在國家經濟決策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的國家發改委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共同發起設立，國家副總理曾培炎、國家發改委主任馬凱等多位政府要員名列該獎管理委員會和專家委員會。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經濟學獎可以視為國家經濟決策者對政策制定的重要智識支持者的表彰和答謝。

　　同時，該獎的專家委員會(“中國經濟學獎百人團”)幾乎囊括了目前活躍于經濟學界和國家經濟決策層的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者，使得這一獎項其實也是專業內基于特定視角的評比，專業水準讓后來的獎項設立者難以企及。這也意味著，不僅第一屆，而且以后各屆，都會有獲獎者從這個“百人團”評選委員會中產生。

　　中國經濟學獎的設立背景和意圖來看，它所要獎勵的，就是中國經濟轉軌改革時期的經濟學領域的杰出成就者。

　　這里的經濟學有了廣義的含義，即經濟學不僅是專業的學術，而且應當具備有關國家責任的關懷。用德國經濟學大師馬克斯.韋伯的話說，一個學者既要有信念倫理(堅持何種信念)，也要有責任倫理(信念和行動將導致何種社會結果)。

　　對于那些預聞國事的學者來說，由他們的行為所導致的社會結果，重要性要遠遠超過他的個人信念意圖是否純粹；在行動層面，責任倫理要高于信念倫理。而考驗一個參與政事的學者的責任倫理的要點之一，則在于以多長的歷史視界來打量他的貢獻。

　　顯然中國經濟學獎怎么看都不是中國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諾貝爾經濟學獎以“天下一家”為追求，關注的是個體信念對學科積累的推進作用，而中國經濟學獎則同時考量個體信念與對中國的責任貢獻。

　　對于中國經濟學獎來說，它的評選結果將呈現，當代中國的經濟學將有一份怎樣的總結，它希望有什么樣的經濟學。而人們可以期待者則在于，在中國經濟學獎的推動下，中國的經濟學將有怎樣的復興？

　　這一代人的探索與意義

　　以中國經濟學獎的設獎立場來看，薛暮橋、馬洪、劉國光、吳敬璉這四位中國經濟學界的名宿獲得第一屆獎勵，實在情理之中。他們都曾是或者仍然是國家經濟政策制定的重要智囊。估計下屆獲獎者仍將有數位是劉國光、吳敬璉一代學者。有意思的是，此屆評選擬頒給50歲以下學者的“青年學者獎”空缺，而“杰出貢獻獎”則由評選章程規定的“最多不超過三人”擴為四人。

　　已經101歲高齡而不能親自前往領獎的薛暮橋，和85歲的馬洪不僅在改革時期任職政策智囊部門，而且此前都曾有政府主要經濟部門的行政歷練。

　　82歲的劉國光和75歲的吳敬璉則一直是學者身份。劉國光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經濟研究》雜志主編、所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等職。吳敬璉先后任職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這四位學者獲獎都是因為他們在催生中國當代市場體制方面的理論貢獻，這些理論成果最后在國家的決策中得到了反映。

　　這四位學者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推動中國經濟轉軌的第一代經濟學人。他們主要的學術關懷是根據中國的實際推動經濟向市場體制轉軌。他們是在傳統社會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理論沖突中展開自己的艱難求索的。他們更多地根據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來處理各種理論沖突。

　　這一重背景使得他們的學術探索出現了很有意味的張力。

　　一方面，他們的學術言述更像是做策論，而與諸多經濟學子膜拜的西方學院化專業論述大相徑庭。他們無意于進入西方經濟學的強勢話語圈求得些許認可，而汲汲于為中國的市場轉軌出謀劃策。這或許因為他們生不逢時，但更可能是他們認為自己在做的事情更緊迫更重要。

　　另一方面，他們依次做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學生。因為歷史變遷的因緣，他們對傳統社會主義經濟學有更多自信的反省，而面對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知識權威，以及自身對于現代經濟的信任，他們對西方經濟學內部的種種矛盾與歧見則要猶豫得多。

　　很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他們和人文領域的學者完全不一樣，他們沒有那種“中體西用”抑或“西體中用”的緊張感，在他們那里，中國的問題主要是制度變遷的問題�熀团c之相應的制度結構問題��，而他們著手的中國是已經在第一波現代化(傳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沖擊下脫胎換骨的中國，他們的任務主要是推動第二波現代化(建立市場體制)，將原有經濟體制進行改造和轉換。這一思路之下，中國的現狀主要就是制度體系的現狀。

　　在他們那里，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主要通過制度再造來實現，這個想法的基礎其實在于，他們認為可以通過這種制度再造來啟蒙和改革中國社會。

　　薛暮橋等四位學者的學術行止，顯示了從民眾中來的中國知識人解釋社會和改造社會的一種努力和成績。他們通過制度改革的思考推進了中國的現代化，但是中國現代化的問題領域還有一些關聯方面沒有被這一時期的經濟學思考所滲透。他們這一代的意義不在于窮盡所有問題領域，而在于通過他們篳路藍縷的艱難探索，使更深層的問題更清晰地呈現于后來者之前。

　　“竊惟古來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學�！鼻宕�名臣張之洞這句話，放在今天仍然振聾發聵。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經濟學獎的設立，意義或許要超出對經濟學界工作的獎掖，而在于鮮明地標示出中國經濟學思考不可或缺的一個維度(盡管不是惟一的維度)。它是一個總結，更應該指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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