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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愚
肯德基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頻頻出現在媒體上。我們也從沒像現在這樣關注肯德基。這一切或許都是因為其產品中被檢出“蘇丹紅”。據業內人士估算，肯德基全國1200家店5天內直接經濟損失累計超過3000萬元(3月22日《北京現代商報》)。時下向肯德基“討個說法”的事件更是驟然增多，從沈陽11歲的孟雨欣，到上海的一位孕婦和西安的曹先生，消費
者維權成了民意的表達方式之一，以至于哈爾濱和濟南市組成了維權索賠團來向肯德基討要說法。
筆者注意到這樣一個細節，這段時間以來，針對肯德基“涉紅”本身之外的各種事件和報道也多了起來，如稱肯德基發票助長了其“惡劣行為”，又稱肯德基在中國的擴張之路已身陷囹圄，“岌岌可危”，更有一些消費者聲稱要將“洋快餐”趕出去。
這種現象值得警惕。拿肯德基發票來說，在“涉紅”事件之前，同樣也沒有標明消費品種和日期，但沒有人關注。如今肯德基遭遇危機，便由此引申到商業道德問題上，是不是有點“見風使舵”的味道？一些人將肯德基“趕出中國”的吆喝聲更缺乏理性。
這便涉及消費者維權的范疇與方式問題。利益受損之后的理性維權，不但能夠提高消費者的理性消費能力，還可以減少由于供求雙方信息不對稱造成的“銷售強權”，從而緩解社會經濟矛盾。然而如果維權過程中情緒憤懣，走向極端反抗，采取過激行為，其結果往往適得其反，這種“非理性維權”的行為應該反思。
從法學角度來講，商業生態中的“非理性維權”，歸根到底緣于法治的不完善導致社會糾紛等事件缺少合適的解決通道，這需要我國諸如司法救援等維權機制的建立健全。從人文角度而言，“非理性維權”印證了“過猶不及”這一古訓。隨著公民權益保護意識的提升，其改變自身“消費劣勢”的意愿也不斷增強。但如果失信者遭到了應有的懲戒，而我們卻依然要“落井下石”，則進入了“消費強權”的極端邏輯當中，不但不能優化消費環境，反而使得市場各主體向著更加不和諧的方向發展。
中國質量萬里行促進會秘書長李迎豐曾呼吁消費者應理性維權，并稱作為一個經濟學上的“理性人”，消費者應該具有三種品德：充分的慎重，嚴格的正義和適度的仁愛。
肯德基確實有錯，它必須為此付出代價；但作為一個理性的公民，是不是一定要置其死地而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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