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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中立
溫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重點抑制”“房地產價格過快上漲”�？偫淼脑捯舾β�，央行就出臺了提高住房貸款利率和首付比例政策，財政部官員也表示，將很快出臺房地產稅，以調節房價。
然而，對于政府出手干預房地產市場的做法，有觀點則認為，政府不應該干預房地產市場，應該由市場去調節。該觀點符合經濟學中完全競爭市場情況下的一般商品的市場均衡理論。但國際經驗表明，住房是特殊商品，政府必須積極干預住房市場。
從國際經驗看，房地產行業的確是非常特殊的行業。因為獲得適當的住房是公民的基本人權，“安居”才能“樂業”，實現“居者有其屋”是政府對公眾的最起碼的承諾。從發達國家走過的道路看，完全依靠市場的力量無法實現上述目標，政府有必要干預市場，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權。一些國家把享有住房的權利寫入了憲法。例如，西班牙憲法第47章就明確規定：凡西班牙公民都有權獲得適當和足夠的住房，政府要創造條件、制定規則，保障公民的這一權利得以實現。荷蘭憲法第22章規定：政府有責任確保公民得到住房。葡萄牙憲法第65條規定：為了健康和舒適，為了保護個人隱私和家庭生活，每個人都有權利為自己和家人謀求住房。法國在1990年通過“羅伊·貝森”法案，這一法案試圖確保所有階層都能獲得住房，并規定政府各部門有責任制定住房計劃，以保證下層人民的住房權利。瑞典政府的住房政策規定：“享有良好的居住環境和寬敞的住房條件是國民的社會權利�！�
這些發達國家的政府并不是一開始就如此重視住房問題的，19世紀70年代，恩格斯曾經寫過《論住房問題》的系列文章，深刻揭露了資本家通過租金剝削工人的事實。逐漸激化的社會矛盾和危機使各國政府意識到住房問題的重要性，到20世紀初，主要發達國家開始建立和完善公共住房保障制度和體系。到目前為止，這些國家的窮人的住房一般都是由政府廉價提供的(租或買)，公共住房保障制度的覆蓋范圍是很廣泛的，即使像新加坡、香港這樣的城市化國家或地區，依然有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口享受的是公共住房保障制度。
我國1998年以前的住房制度是高度福利化的，1998年出臺的住房制度改革的目標則是以市場化為導向的。由于國家財政的壓力，政府希望通過市場化的方式解決城市住房問題。在此過程中，政府為了解決低收入人口的住房問題，也實施了相應的住房保障制度，如采取了實物配租、租賃住房補貼、經濟適用房等政策。但我們更多地將這些政策作為暫時的過渡性措施來對待。以2003年為例，我國用于經濟適用房建設的總投資為600億元，只占當年房地產的6%，2004年的經濟適用房的投資占房地產總投資的比例不到5%。因此，經濟適用房政策在我國當前的住房制度中并不占有重要地位，它只是一個配角，它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數目眾多的低收入群體的住房問題。
現在是我們反省我國住房制度的時候了。這是一個需要認真思考的戰略性問題。一個正處于高速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人口大國，如果沒有完善的住房保障體系，后果是不堪設想的，最直接的表現就是房價飆升，加劇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勞動力成本迅速上升，“中國制造”的成本優勢降低，社會矛盾激化。這不是駭人聽聞的設想，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深圳實行特殊的工資標準，原因就是深圳房地產價格比內地高出很多。當前的上海市，因為房價飆升，迫使許多制造業公司將生產基地從上海遷出，同樣，上海的金融服務業很快會面臨工資上漲的壓力，這可能影響到上海的城市競爭力。局部城市的房價上漲對中國的整體競爭力不會構成影響，如果全國大部分城市的房價普遍大幅度上漲，結果將是我們不愿意看到的。
在我國的改革開放25年后，黨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提出“以人為本”的思想，這是非常正確的決策。住房制度的改革和建設也要充分體現以人為本的思想，否則，即使經濟增長了，GDP增加了，但大多數城市居民卻不堪重負，活得很累，這樣的GDP增長有意義嗎？
因此，我認為，總理以及央行等部門不同尋常的舉動，不僅反映了房地產行業的特殊性，而且折射出本屆政府“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和“構建和諧社會”的良苦用心。
如何在住房制度上落實以人為本的精神？鑒于我國的國情，應該成立專門的機構來負責公共住房保障制度的落實。我們必須明白，對于一個正處于城市化過程中的人口大國而言，公共住房保障制度是一項長期的政策，應該有專門的機構來負責。值得借鑒的是香港的房委會，它不是一個純粹的官方機構，而是一個半官方、半民間的組織，其組成人員包括政府官員和民間人士，任務是檢討和制定政府的房屋發展計劃并監督其執行�？梢詫⑦@樣的機構設在人大下面。
另外，為了消除地方政府追求經濟增長的目標與公共住房保障制度之間的矛盾，應該積極推進稅制改革，理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土地方面的利益關系，弱化地方政府與土地之間的利益關系。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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