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重型化

　　飄搖中的重型化，在遭受了2004年的重挫之后，重型化先驅者們的承受力是更脆弱還是更堅強？

　　文/本刊記者 周 一

　　“請經濟學家們思考一個問題，‘中國有沒有重工業的市場需求’，如果有我們不選 擇重型化，那誰來滿足市場！讓給外資嗎？！”

　　就“吳厲之爭”，鄂爾多斯集團董事長王林祥在接受《中國企業家》采訪時這么說道。而其他接受本刊采訪的幾位企業家，也幾乎都直言不諱稱“我贊成厲以寧的觀點”。

　　當吳敬璉和厲以寧在2004年底就中國現階段應不應該以重化工為產業發展重點而展開辯論后，我們鮮聞企業界和政府的聲音，而他們正是這場“重型化”的主角。

　　在2004年2月《中國企業家》推出“民企重型化”封面報道時，本刊就發現，從2000年以后，企業界這場“由輕到重”的產業升級之路，就已經如火如荼展開，企業家尤其是民營企業家——這場升級運動中的主角，堅信在全球產業大轉移過程中中國將成為有色金屬、石油化工、汽車、機械設備、建材等重工業全球新的棲息地。但在他們大舉向重化工進軍后不久，即遭遇重挫——2004年春天由中央政府掀起的一輪主要針對“鋼鐵、水泥、電解鋁”產業的宏觀調控，直接將這撥向重型化挺進的企業家以及他們的產業夢想推到了進退維谷的境地。最艱難的2004年剛剛過去，2005年還有諸多因素并不明朗，“吳厲之辯”使重型化運動招來眾多目光關注。但很多正在實踐重型化的企業家拒絕、回避參與到這場討論中來，對這場討論他們保持了高度的敏感和警惕，最令他們擔心的是，這場討論最終會將他們剛剛稍作喘息的重型化命運帶到哪里去。

　　一場政企合作發力的“陽謀”

　　進入21世紀的頭兩年，由于住宅、汽車、電子通訊和基礎設施等行業需求大增，迅速拉抬了市場對鋼鐵、有色金屬、機械、建材、化工等行業的需求，最終這兩方面又帶動了電力、煤炭、石油等能源行業的需求增長。企業界率先發現了這個巨大的機會。

　　“羊絨產業我已經做到世界第一了，我是要尋找一個次主業，也要做到世界第一。”2001年左右，當鄂爾多斯總裁王林祥終于決定進入硅鐵行業時，王發現他與內蒙古自治區領導的想法幾乎一拍即合。同期內蒙古政府正處心積慮將自治區的工業結構“由輕向重”調整。

　　其時，內蒙古自治區主席楊晶已經對重型化觀察、研究了數年，“重化工業產業關聯度大，技術含量和附加值高，對地方經濟發展帶動力非常強，”楊晶津津樂道，“做強做大重化工業是內蒙在全國產業分工中爭取有利位置的機會。”這位省部級官員認為，中國的工業增長已經明顯由重化工業主導，而內蒙資源豐富，又有裝備制造業基礎，發展重工業正是其優勢所在。

　　王林祥不諱言“如果沒有內蒙政府的支持，我早就不干了！”與此同時內蒙古政府也向其他一些意欲重型化的企業家們張開了懷抱。東方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行對此深有同感，他的總投資高達100億的“稀鋁”項目，在內蒙政府的立項、審批中一路暢通。

　　此時在中國民營經濟最發達的浙江省，雖然工業重型化起步稍晚，但很快就已經演進得如火如荼。復星集團董事長郭廣昌在這里開始籌劃其鋼鐵產業的寧波之夢。2003年，浙江臺州汽車城的產量已經在全國占有不小的市場份額，據說當年浙江民營企業搞汽車的不下40家。

　　2002年，一度在產業選擇上“避重就輕”的廣東省政府，以史無前例的決心開始引導全省產業向重化工業傾斜。在政府一手推動之下，當年4月廣東南沙著名的“臨港重型化工業區”終于建成。這一時期廣東省政府幾乎不惜一切舉措以吸引重化工業企業來粵投資。全國最大的石化項目中海殼牌南海石化工程、全國最大的乙烯基地、臨海大型鋼鐵基地等項目在當年紛紛上馬，一大批以汽車、石化、重型裝備工業為核心的重型化企業，迅速在廣東落地生根。政府在規劃其重工業藍圖之際，也給意欲在重型化方面放手一搏的企業家們播下了無限希望。

　　收縮、調整

　　政府和企業間的蜜月持續了約有一年，對那些早早開始重型化的政企來說，他們的時間可能會稍長一些。從2002年到2003年，這些急于重型化的政企，共同的選擇即“大干快上”。

　　2003年，創辦鐵本公司不足七年的戴國芳決定要在長江邊上建一個840萬噸的鋼鐵項目；而唐山建龍的張志祥其時已經完成了從唐山、遵化、吉林、承德、到寧波等地跨區域的擴張；劉永行在山東聊城剛剛簽完了一份總投資15億人民幣的電解鋁項目，其河南三門峽的105萬噸氧化鋁項目也已經萬事俱備，劉又開始在全國尋找下一個目的地……

　　這一年中國汽車、鋁業、鋼鐵、水泥等行業的固定資產投資增幅分別達到了77.8%、88.4%、96.2%、113.4%，超過了以往的任何時期。一份政府相關部門的統計數據顯示，2003年末在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中重工業的比重已經一路攀升至64.3%。

　　重工業的增長速度太快了！

　　與重工業巔峰式增長同時到來的還有中國歷史上最嚴重的缺電局面，在一些用電高峰期全國28個省市同時拉閘限電。一位發改委官員看到，在浙江和廣東沿江的店鋪工廠門口幾乎每家都自備一臺柴油發電機，據說浙江至少有700余萬臺，而廣東則高達1200萬臺。

　　在“能源緊缺”和“重復建設”等指責聲中，2004年初針對“鋼鐵、水泥、電解鋁”過度投資的調控措施瞬即到來，不久又擴展到了有色金屬、建材等產業。積極推動產業重型化調整的一些省份，包括內蒙、江蘇和浙江等都成了重點調控的省份。這使得當地政府進退兩難：一邊是中央政府的紅色警戒線，一邊是當初與企業一起做的依托重型化擴張的強省之夢。

　　但宏觀調控最終使一些地方政府不得不被動地開始抑制他們剛剛孵化的重型化果實，在浙江和江蘇，地方政府甚至不得不將產業結構再次回調至輕型化。重型化企業迅速遭遇重挫，2004年末相當一部分重型化企業紛紛跌倒，另外一小部分“體格健壯”的也已經陷在絕望狀態。

　　在《2004年浙江經濟和社會發展報告》中我們可以發現，當年水泥業投資增幅回落了121.5個百分點，煉鐵業投資則直接下降22.9%。全省非金屬礦物制品產值、鋼產值、水泥產值的增幅分別回落了50個、15.2個、9.6個百分點，鋁產量則直接下降了10.4%。

　　無一例外，對重型化的沖動者來講，2004年成為充滿壓力、惶恐不安的一年。

　　“可以說我做企業20多年以來，這兩年是我感覺壓力最大的。”2003年還對整個硅鐵項目豪情萬丈的王林祥沒有想到幾個月后情勢一下子陡轉直下。長期以來根本沒有對資金感到過焦慮的王林祥在2004年深陷于資金困境，這個王認為“20年來抓住的最好項目”第一期投資額高達37億人民幣，而此時銀行態度大變，此前有意投資的高盛集團見勢又掉頭而去。

　　在王林祥告誡自己“咬緊牙關挺直腰桿，我們最終能成功”同時，一大批剛剛擠進重型化通道的企業都面臨資金鏈斷裂，習慣性的短融長投方式最終使他們撐不下去了。

　　王林祥最終幸運地依靠某投資機構發起設定的基金解困，但在審批這道關口他依舊一籌莫展。在硅鐵項目上，截至2004年鄂爾多斯已經投入了20多億，2006年6月份就可以發電了，但是歷時兩年多王林祥依舊拿不到發改委的批件。這使其焦慮萬分，“箭已經射出去了，我回不了頭了。”

　　劉永行的惡夢來得更早，2003年9月底，國家環保總局公開曝光“包頭稀鋁項目”為“典型環境違法案件”，隨后其河南項目被有關部門叫停，山東項目陰晴難定，一年前雄心勃勃進軍氧化鋁產業的劉永行，至此其重型化項目全面受困。對此除了被動等待企業界其實全無脫困之術。

　　情勢急切，連政府都坐不住了。據說2004年末一位去內蒙視察的中央領導被自治區領導直接帶到了“東方稀鋁”項目的現場，當對方對這個完全現代化的項目表示贊賞時，自治區領導適時親自公關，“您能不能給發改委那邊親自說明一下情況以保證審批？”

　　直至現在，對于建龍集團的寧波項目，董事長張志祥依舊避而不談。據說2005年2月份由國家發改委牽頭的聯合調查組已經對寧波建龍的情況進行過調查，“現在我們在等國家發改委的最終審批意見，”高度緊張的張志祥終于稍作輕松，“(能不能通過)我想壓力應該不大。”2005年3月9日在北京接受《中國企業家》采訪時，王林祥也松了一口氣。“發改委剛剛出臺了一個市場準入條件，三個硬指標我們全符合！”

　　爭論會將他們帶到哪里去

　　盡管看起來對那些真正優秀的重型化企業而言，形勢正逐步明朗，但是對2005年重型化命運的預測，謹慎的張志祥和坦率的王林祥都沒有給出明確的描述。

　　對于重型化爭論，多數地方政府保持沉默。但是從一些地方公開的政府報告中，我們又可以嗅到另一種濃濃的味道，2005年重型化仍舊是各地政府經濟工作中最重要的內容之一。

　　在浙江省政府的杭州灣產業帶規劃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大力扶持六大成長性產業集群”中，交通運輸設備、先進裝備制造、新型金屬材料等重工業產業集群依舊是重中之重，而區域規劃中的諸如寧波、杭州汽配產業基地、舟山船舶造修中心、寧波石化制造中心、浙江臨海重化工業區等都依舊寄托著地方政府的強省之夢。

　　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則致力于在2005年將其三大產業比重調整至8:28:12，工業將繼續成為拉動全區經濟增長的核心。自治區主席楊晶強調說，自治區要積極引進大企業、大集團參與內蒙的重化工業發展，要鼓勵和優先扶持區內大企業發展重化工，“2005年自治區還將建設一批有特色的大型重化工業項目。”

　　而深圳市政府正在爭論“深圳的產業結構到底要不要適度重起來。”年末廣東省社科院公布了一項城市綜合競爭力排名，深圳由第一退居第二，廣州則上升至首位。一些專家深信“正是以汽車、石化、重型裝備工業為代表的重化工業帶動了廣州的蓬勃，而深圳敗北的根本原因就是產業結構‘重’不起來。”

　　“危險的重型化”還是“帶來希望的重型化”？沒有中央政府全局規劃的重型化是否意味著盲目、片面和低層次？中國市場有沒有對重型化的強烈需求，避免重型化的中國將依靠什么來滿足這種需求？地方政府應該在重型化中扮演怎樣的角色？

　　當學界這一次終于將目光聚焦于中國的重型化問題時，這場爭論會如何演變，會給將企業的重型化命運帶來什么影響，對此重型化的先驅者們深感憂慮。

　　在2004年的重挫之后，他們的承受力正變得愈發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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