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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中國從改革開放以來的快速經濟增長，已經有了大約1／4世紀的時間。在這1／4世紀里，中國GDP的增長年均達到9%以上。這樣一種長時間的持續經濟增長過程，與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拉美與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相比，無論從增長速度上，還是增長時間上，都超過上述地區的經濟起飛過程。而且按照目前經濟學界樂觀的估計，這種高速的經濟增長
在中國還要持續若干年時間。
對于其原因，專家學者們進行過許多探討。其實從根本上說，原因也許并不復雜。對于改革前中國這樣的相對落后國家來說，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之一是資本積累問題。而從資本原始積累的角度來看，在中國高速經濟增長的過程中，至少有三個因素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反過來說，中國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社會生活中出現的種種失衡與矛盾，也與這三種資本原始積累方式有著密切的關系。因此，認識和正視這三種資本原始積累形式的作用與問題，對于建設和諧社會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在城鄉關系中實現的資本原始積累。記得在1980年代，曾有一位捷克學者寫過一篇文章，討論社會主義的資本原始積累問題。他認為，如果說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原始積累主要是在勞資關系中實現的，那么，在社會主義社會中，資本的原始積累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城鄉關系中實現的。在中國，這種資本原始積累所起的作用就更為明顯，而且這個過程遠遠早于改革開放。根據有關學者的研究和計算，在改革前，我國農業為工業化提供資金積累的途徑主要有稅收、剪刀差和儲蓄等三種形式。在1952-1990年間，我國農業通過上述三種形式為工業化提供資金積累的總量達到11594億元。如果減去國家財政用于農業的支出，計算的結果是，1952-1990年，我國工業化建設從農業中凈調動了約10000億元的資金，占國民收入全部積累額的22.4%，平均每年高達近250億元。如果按農業勞動力平均，每個勞動力每年向工業化資本積累提供的剩余最多時達到266元(1990年)，占當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的42.24%。總體來講，我國工業化過程中國民收入的積累部分有1／3來自農業，在工業化初期甚至達到40%以上。
改革之后，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從農村中抽取資本以實現原始資本積累的方式在發生變化。計劃經濟體制上的剪刀差不復存在，但其他方式依然存在。農村居民的儲蓄幾乎完全被投放到城市之中，而對農村的投入則并不充分，甚至在計劃經濟時代的一些投入都被取消或削減。在最近幾年中，以征用方式從農村獲取土地資源，成為原始資本積累的另一種重要形式。根據2003年底的數據，全國有各類開發區(園區)5658個，各類開發區規劃面積已經達到3.6萬平方公里，超過了現有城鎮建設用地的總量。而這些土地基本都是從農民那里征來的。據估算，土地征用的價差收益超過萬億元。但在另一個方面，則造成部分地區出現大量失地農民。
第二，在勞資關系中實現的原始資本積累。這突出地表現在大量廉價勞動力的使用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所副所長陳淮在一次報告中曾指出，在珠三角這個中國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農民工工資12年增長的幅度只有68元人民幣。國家統計局局長李德水在公布2004年中國經濟數據的發布會上，說：“這一代農民工的工資收入水平和他們父輩20多年前打工的水平差不多”。最近廣東省總工會發布“廣東省進城務工人員勞動經濟權益維護”調查表明，外來工長期收入低下，被拖欠工資現象突出。調查表明，76.3%的進城務工人員月工資水平處于1000元以下，1001-1500元占17.5%，501-1000元占63.2%，500元以下占13.2%。而國家統計局對珠三角地區農民工收入的一份調查數據顯示，該地區的農民工平均月工資只有600元左右。而現在，珠三角進城務工人員的生活成本達到每月500元左右。可以看出，13.2%的進城務工人員入不敷出，63.2%的人也沒能攢下多少錢。而為了掙錢，他們只能靠加班，52.4%的進城務工人員勞動時間超標。調查數據還顯示，相當數量的打工者同時被排斥在社會保障之外。
第三，在體制轉型中實現的原始資本積累。在過去20多年中，在改革前和改革中積累起來的國有資產有一部分流入個人手中。據有學者計算，在80年代，通過“價差”導致的國有資產流失，1987年為2000億元以上，1988年在3569億元以上約占當年國民收入的30%。在90年代初期，通過地價差流入個人手中的財富，也在幾千億元。在最近幾年中，通過國企改制、資本運作、行賄受賄等，一部分國有資產被合法或非法地轉移到個人手中。從嚴格意義上說，這并不構成原始資本積累，因為它本來就是資本，只不過改變了所有者，實質性的意義是民間資本的形成或原始積累。但如國有土地和資源等非經營性資產的流失，有相當部分具有原始資本積累的含義。
隨著中國開始逐步走出資本原始積累的階段，這幾種資本原始積累方式造成的問題也越來越突出。這樣的資本積累模式造成了社會中幾個基本關系的失衡，一個是城鄉關系失衡，二是勞資關系失衡，三是改革受益者與受損者關系失衡。解決上述失衡應當是建立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而這就涉及到資本積累方式的調整和規范化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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