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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敬平
春光乍泄的2月24日，輿論矚目已久的“非公36條”，55年來第一份較為全面，由中央政府頒發的專門助力“非公經濟”的紅頭文件，在全國人大代表赴京開會前高調出臺。我想到了蘇南重鎮常州，2004年轟動中國的“鐵本案”發生地。翻開電話號碼本，撥通了一個常州人士的手機。他對被最終簡稱為“36條”的《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
展的若干意見》，略顯猶豫地說“甚好甚好”。
顯然，他的激動情緒早已過去，不似數月前媒體剛剛披露時那般舒心。據說，鐵本案爆發后，一些常州的私營企業主，一邊品咂當事人的牢獄之災，一邊遷徙他鄉。躊躇中，媒體透露出支持引導非公經濟的信息。所以，他固執地認為，“36條”是一顆安慰傷痛的止痛藥。我援引文件起草人之一、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李曙光的話說，文件的起草和宏觀調控是政府兩件平行的工作，兩者的立意并無因果關系，只是因為時間關系而發生了交叉，不能將36條的面世，誤讀為中央政府安慰宏觀調控中受損私企的權宜之計。
據聞，眾多私營企業主堅持這樣的誤讀。溫總理去年夏天的浙江之行，已明確地表明中央政府扶持非公經濟的決心。總理說過，江蘇鐵本鋼鐵有限公司在去年的宏觀調控中被查處，不是因為出身民營經濟，而是因為存在騙取銀行貸款、違法占用耕地等多種嚴重問題。一名出席過溫總理浙江座談會的私營企業主說，聽總理一番話，他睡了一個好覺。然而，聽總理親口說出鼓勵非公經濟發展的私營企業主畢竟只有參與座談的幾個人。更多信息并不充分的私營企業主們，還是擔心“政策會不會變”。
當新華社等中國官方媒體大張旗鼓地報道36條的出臺，這個看上去生命力旺盛其實很脆弱的新興階層，就像受到寬慰的孩子，如釋重負。其實，我們可以將這一切解讀為中國對市場經濟的堅定選擇，也可以理解為中國在履行入世的承諾，“保護期”即將過去，對外都要平等，對內還怎么搞歧視？
誤讀“36條”者，豈止性命攸關的私營企業主們，一些官員，特別是一些地方政府的官員往往也不例外。在我國，鐵本案從來就沒有被簡單地看作對違法私營企業的處理。一家在中國有著殊大影響力的電視臺，甚至在年終回顧的節目中禁止提起鐵本案。起初，少數地方官員也將鐵本案視作他們觀察非公經濟未來前景的風向標。盡管憲法修正案已經鐵定了非公經濟的地位，他們還是習慣性地看風向。在國企改制的爭論中，有地方政府官員又擔心起來，覺得輿情不正常。國有企業怎么改制為民營企業，MBO應該奉行什么樣的尺度，一切又都沒有了譜。再后來，北京方面傳出的對外國在華企業壟斷的報告，都被時時留意政治方向的地方官員們所重視。好在“36條”的高調出籠，平息了他們當中一些人的“誤讀”。
千萬不要以為，中國的地方官員都和私營企業主穿上了一條褲子，倘若“大氣候”不喜歡非公經濟，上午還在拉著老板的手公布優惠招商政策的地方官員，下午就能反目。經驗告訴我們，像山東聊城“陳賣光”，江蘇宿遷仇和那樣敢于在產權改革領域大刀闊斧的官員，在中國地方官員中所占的比例，一定很小。
可見，36條的被誤讀并非毫無理由的無緣無故。雖然為非公經濟懸起的心落回原處，我們還是需要思量：誤讀為什么總是難免的？一位研究行政法的底層官員認為，中國尚不是徹底和完善的法治國家，治國多依賴容易變動的政策。政策寬松，就皆大歡喜，政策趨緊，就四面楚歌。根除誤讀的路徑，是完善法治。
鐵本案發生在憲法修正案肯定私有財產憲法地位不久，為什么私營企業主會誤讀宏觀調控的所謂政治方向？36條給非公經濟以平等的市場地位，為什么會被人們再度解讀為“撫慰傷痛”？我以為，消除類似誤讀的辦法，除了制定符合法治國家要求的法律條文，更需要政府形成完全意義上的法治意識，譬如對私有財產的絕對尊重。
絕對尊重合法擁有的私有財產是一種可貴的法治精神，任何政策都不能輕易將之撼動。美國獨立戰爭期間，英國商業銀行并沒有取消作為叛軍將領的華盛頓的股東資格，他的私有財產也沒有被凍結或者剝奪，直到戰爭結束，他還在享受銀行的“紅利”。想想，如果私有財產都能擁有這樣的地位，還能引發那么多的誤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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