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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蘇丹紅一號”事件中，廣州亨氏已經成為眾矢之的。不過，重要的不是追究企業當初為什么使用某種添加劑的動機，而是在科學已經證明、監管部門已經宣布某種食品添加劑有害人體健康之后，企業做出什么樣的反應。
百勝餐飲集團做出了負責任的反應。它昨天主動向消費者發出警報，稱發現旗下肯德基餐廳的部分產品含有“蘇丹紅一號”成分。這種警報，體現的是對消費者的健康負責任
的態度。
反過來看，這其實也是對自己負責任。企業生存于復雜的社會網絡中，它不僅面臨著政府的監管，同時也面臨著社會的監管，比如輿論的監管。在目前的消費品市場上，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譽度是企業最重要的競爭武器。企業已經為自己的聲譽投入了巨額資本，其市場占有率及利潤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來自于其品牌的聲譽。因此，企業的規模越大，品牌越響亮，無形資產在企業資產中所占比重就越大，企業也許就越脆弱，越是重視自己的聲譽。
這種機制對企業行為構成了一種強有力的約束。聰明的企業家經過權衡，會投入一些資源，對其供應商的產品質量進行監管，甚至督促供應商守法經營。而一旦發現其產品存在問題，也會啟動危機公關程序，相對公開地進行處理，因為，它擔心，隱瞞真相的事情被媒體報道后，自己會蒙受更大損失。
這就是市場的奇妙之處，它內生出了一種約束大企業、大品牌的機制。大公司為了維護自己的長遠利益而采取的措施，與消費者的利益往往是一致的。
當然，與百勝相比，廣州亨氏的反應或許不能令人完全滿意。但與亨氏相比，國內大量企業的反應或許更加等而下之。從目前媒體披露的信息推測，肯定有大量企業使用了“蘇丹紅一號”，但他們基本上都沉默無聲。原因在于，國內食品企業多為中小企業，品牌價值對企業并不十分重要，因而，他們一般不怕輿論監管。
他們所害怕的是行政監管，而消費者也習慣于對政府食品安全監管部門寄予厚望。現在人們抱怨“蘇丹紅一號”不是由中國監管機構率先發現有害人體健康。這可能有點苛責——中國尚沒有建立起完善、系統而嚴格的食品質量化驗、試驗、檢驗、督察體系，中國搭發達國家的便車，并無不妥之處。問題僅僅在于，在國外監管機構已經宣布某種食品有害人體健康之后，中國的監管機構出臺什么樣的措施。
目前，消費者對于食品安全監管的效率普遍不滿意。人們設想出的對策是強化政府監管。但仔細想來，即使行政監管部門不受地方利益之掣肘，也面臨著難以克服的信息難題。面對數量很大的中小企業，面對數以千萬計的原料供應市場，行政監管部門恐怕有無從下手之慨。行政監管部門不可能成為萬能的保護神。假如一個市場主要依靠行政監管，其監管效率不可避免是低下的。
因此，有效的監管體系，必然是多元復合監管。一方面，當然需要政府建立起完善的行政監管體系。但另一方面，也需要一個成熟的社會監管機制。這其中包括，企業內部的質量控制程序，行業的自我監管機制。明智的企業家會意識到自己的正確利益，而在短期利潤與長期利益之間有所取舍，比如，百勝就為了品牌的形象而選擇了主動向消費者發出警報。企業家們也會組織起來，對本行業進行自我治理，提升本行業的安全標準，以取得消費者的信賴。行政監管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沒有這個基礎，單是強化行政監管，效果未必會盡如人意，反而會帶來諸多副作用。
當然，企業與行業自我監管制度的形成與發育，有賴于企業、市場本身的發育、成熟。而政府如何管制市場，與此大有干系：市場是不是開放的，競爭是否較為充分，從而有利于食品行業出現大企業、大品牌或者形成擁有監管權力的同業公會？
企業、市場的成熟也離不開消費者的壓力。消費者的健康如果受到某一產品的損害，為維護自己利益，他會通過訴訟方式尋求救濟。而從市場發育的角度看，這實際上是消費者對市場進行自發的監管。當然，這種司法監管的成熟，又有賴于訴訟制度、司法體系的完善，比如可能需要法院受理“集團訴訟”，以更有效地約束企業。跨國公司的做法之所以較為負責任，因為在其母國，侵害消費者權益的司法成本是巨大的。我們的企業缺的正是這樣一堂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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