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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國內消費維權的各個環節都有問題，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已經不能滿足時代要求�！苯眨瑖�工商總局官員劉小平表示，這是消費維權難的重要原因。
在中國質量萬里行促進會舉辦的“2005中國消費維權論壇”上，劉小平還為此開出了“藥方”：改《消法》。(《中國青年報》3月14日)現在使用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是1993年頒布、1994年施行的。我國在1992年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
直到1993年的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才勾畫出這種新體制的基本框架。也就是說，《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在編撰、頒布和施行的時候，我國的市場經濟還沒有起步，或者說才剛剛起步，一切都處于探索階段。而到今天，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世界上許多國家都相繼承認我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而在國內，正如工商總局劉小平所說，《消法》起草時，醫療、教育、住房等主要是一種社會福利。而現在，這些領域已經帶有了經營性質，如何解決這些領域中的消費糾紛，《消法》并沒有給出答案。
從西歐國家消費權益保護的普通經驗可以看出，消費者權益保護規則的完善與健全，主要始于20世紀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得到迅速發展，而這一時期卻也正是西歐市場經濟高度快速發展的時期。也就是說，消費者權益保護規則的完善既是市場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客觀要求，同時又對市場經濟的高效率運行起到了積極的推動和促進作用�！皼]有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發展，就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消費者權益保護規則體系，而沒有消費者權益保護規則來協調生產與消費的關系，市場經濟的運行秩序就會受到各種非經濟因素的干擾，進而最終喪失其應有的效率與效益�！�(《西歐國家的消費者權益保護》，宋華著)在“蘇丹紅一號”事件中，消費者可以在證據確鑿的情況下，依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起訴亨氏。但是，《消法》雖然給經營者下了定義，但作為經營者的生產者的含義是什么，銷售者包括什么范圍，在目前的法律中，也找不到明確的條文。
因此，“蘇丹紅一號”事件發生后，作為生產者的“亨氏”立刻聲明，聲稱這是供應商的不對。正因為《消法》的模糊，才給了“亨氏”巧言令色的借口，使得這一本來簡單的案例變得錯綜復雜。此外，在查處“蘇丹紅一號”時，行政執法機關可不可以用專門的、非公開的偵查手段？發生“蘇丹紅”事件等緊急事件后，行政執法機關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對這些行政執法措施，《消法》沒有相關規定。
就市場經濟的演進而言，市場經濟的發達程度與消費者權益保護規則的完善程度密切相關。從“蘇丹紅一號”事件中，我們可清楚地看見，一方面，市場經濟的發展，給流通領域帶來了一場重大變革，商品從生產者到消費者需經過復雜的、多層的流通環節，買者、使用者與商品制造者、供應商之間一般并沒有直接的契約關系，這就使得消費者的利益容易受到生產者和經營者不法行為的損害；另一方面，由于生產組織形式和技術形態的發展，企業、公司在交換中處于顯著的優勢地位，而生產過程和技術的高度復雜化，又使消費者在購買商品時已根本不可能判斷其品質。這一系列的市場變遷都需要消費者權益保護規則必須與之相適應，并隨市場經濟的發展而逐步健全和完善。消費者權益保護規則與市場經濟，兩者構成的是一個互動的格局，消費者權益保護規則的滯后，無疑將使得供求關系被扭曲，社會資源又如何能達到優化配置。
□彭興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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