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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要建設的和諧社會，自然少不了誠信友愛。誠信友愛，就是全社會互幫互助、誠實守信，全體人民平等友愛、融洽相處。
社會要維持正常運轉、市場要維持較低的交易成本，需要友愛和誠信。友愛會自然地形成于家庭之內、親朋之間；而在家庭與親朋、熟人圈子之外的“大社會”中陌生人之間誠實守信的社會習慣，則需要在一定的制度環境下才可發育出來。
從制度層面上說，人與人之間的誠信，取決于一個人的權利能否得到承認并得到保障，也就是說，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和諧社會的前兩個理念：民主法治、公平正義。
在市場交換與社會活動中，由于缺乏足夠的信息，人們自然會對陌生人有某種懷疑。但是，假如法律平等地保護每個人、給予每個人以他所應得的，而法院會讓權益遭受侵害者及時得到救濟，人們就可以比較放心地信賴他人，與他人交易、合作。長此以往，誠信似乎就會成為人們的“社會本能”。
這就是制度的教化功能。人們之間互相尊重彼此的權利，法治又能有效地保障每個人的權利，這就是一個社會形成誠信習慣的制度基礎。誠信，來自于人們對于平等的權利保障機制、對于法律制度的持久穩定的信心。這種信心使人們要求自己誠實，對他人守信。
反過來，不夠完善的法律制度也會教人們不去信任陌生人。假如一個人心地善良，信賴陌生人，與之進行交換、合作。但對方卻出于自己的利益考慮而中途變卦，從而侵害他的權利，此時，他在政治和司法領域中卻都找不到救濟的辦法。那么，下一次，他就再也不會信賴陌生人了。
這是一種逆向的誠信激勵機制。這樣的制度教人們懷疑他人，教人們學習“厚黑術”。長此以往，欺詐會被當做精明，誠信會被當做愚蠢。
于是，市場交易與社會合作的規則扭曲了，有點倒錯，社會的交易、合作成本因此大幅度地提高。這種成本既表現在精神上：每個人都會覺得很累，都要提防他人；也表現在制度上：不誠信的社會氣氛會影響交換與合作網絡的擴張，影響人們之間合作的深度，人們之間不能進行長遠的交易與合作，也較難進行大范圍的交易與合作。
誠信的缺失，導致的是企業的自我治理無從發育，從而無法形成一個具有凝聚力的企業群體，也就不存在企業家群體內部的倫理約束與懲罰機制，這又使企業家喪失了一股養成誠信習慣的重要推動力量。
建立誠信社會，政府理應帶頭。如果政府部門不尊重民眾的權利，隨意改變已經形成、并得到人們普遍認可的權利和規則，誠信就會更快流失。比如，在城市拆遷與農村征地過程中，政府壓低補償標準，導致拆遷戶自知權益受到侵害，卻又無法找到救濟渠道，還如何信任政府的政策和司法制度？
誠信是一種社會習慣，是人們的一種精神狀態，但能否找到誠信或重建誠信，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如何實現法治秩序。在這種法治秩序下，一方面，政府部門及其官員作為交易的一方，假如侵犯了民眾的權利和利益，民眾也依然能夠找到救濟；另一方面，在個人、企業之間進行交易與合作的時候，權益受到損害者也能及時得到有效救濟。因此，誠信始于人們對司法制度的信任，對法治秩序的信任。不誠信的行為被及時矯正，誠信才會成為社會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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