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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繼成(北京)
日前，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厲以寧對記者表示，北京、上海的房價“高得讓人承受不了”，政府應提供廉價房抑制房價，“應該讓窮人也能住得上房子”。(據3月7日《新京報》)
從世界范圍來看，尤其是經濟發達的國家，“經濟適用房”、“廉租房”等非商業性的公共產品，從來都是住房體系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商品房開發商絕對不承擔為所有公眾提供廉價住房的社會責任，因為只要是真正的市場，合法營利必然是所有商人最主要的目的，更多地賺取富人的錢也是應有之義。相反，房產商賺錢，絕不意味著窮人沒有房子住———在政府的引導下，往往由民間性質的公益機構，或者依靠政府的財政支持，或者依靠財團、慈善團體，甚至是普通公眾的日常捐贈，來為窮人開發合作蓋房計劃。結果是，即便商品房的價格攀升為天文數字，可能與窮人沒有任何關系，因為那是富人的事情，與窮人住房子無關。
而我們的現實是，一些地方政府，混淆了自己的角色定位———政府應該做的，是通過宏觀調控和市場秩序管理，讓房地產開發商的市場行為，變得越來越規范；另一方面，政府應扶植一些民間性的公益組織，來為窮人募集資金，建構“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讓老百姓從商品房價格過高的憂慮中，回過神來。
抑制商品房價格的呼聲越高，越說明市場還不太健康，低收入群體還沒能真正享受到足夠的經濟適用房。而且，一些地方政府不恰當地使用行政強制，干預房產市場的行為還時有發生，比如政府推動下的野蠻拆遷(如去年的湖南嘉禾事件)等。
這說明政府混淆了自己與商人、慈善家的責任界限，只能使市場變得更加糟糕，導致市場與政府“雙重失靈”。正所謂，抑制富人，靠市場；救濟窮人，靠政府。該政府做的，再做；不該做的，不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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