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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型化是不是一種真實的商業沖動？
文/牛文文
這一輪的重型化是不是“有點走了岔路”？是不是“片面重型化”？在民間企業的重型化企圖已經在宏觀調控中遭遇重挫的時候，一場關于重型化的爭論突然出現。這一回，爭
論的主角是中國兩位教父級的學者吳敬璉和厲以寧——但凡勞動這兩位泰斗學者共同發言的政經問題，必定是個大問題。
這個討論，似乎來晚了一點。中國企業大規模的重型化，在三四年前萌芽，在兩年多前啟動，在一年前嘎然遇挫。2004年2月《中國企業家》推出“民企重型化”封面報道時(順便說一句，“重型化”這個名詞經本刊“發明”，逐漸成為通用說法)，企業家們對“由輕到重”的產業升級路線深信不疑，對“在中國為全球生產”的產業大轉移趨勢深信不疑，對進入鋼鐵、鋁業、化工、汽車這些非命脈行業的準入壁壘的堅固性半信半疑——那個時候，好像只有他們所要進入行業的商業對手在低調動員政府力量，學術界并沒有怎么關注。等到政府調控措施橫空出世，學術界也只是在討論經濟是否過熱、用什么樣的方式調控更好，幾乎沒有涉及到重型化。現在，2005 年初，調控措施已見成效，重型化沖動得到遏止，重型化企業個個鼻青臉腫，為什么這個看起來是商業問題的問題，又被作為事關國家經濟發展方向的問題提出來討論呢？
顯然，這場討論的參與者都不認為重型化僅僅是個商業問題和企業行為。它關乎未來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和方向，關乎一些高深經濟理論的真假，所以值得提醒和警惕。
盡管晚了點，盡管針對的是政府，相信企業界還是非常歡迎這樣的討論的。“誰能告訴我中國到底需要多少鋼鐵？世界到底需要多少鋼鐵？”復星集團郭廣昌在2004年底的發問，代表著企業界一種普遍的迷茫和不甘。從剛剛公布的《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看，現在連軍工、金融這樣更加命脈的行業都對民間資本公開準入了，那些去年在鋼鐵、鋁業、汽車上因準入遇挫的民間企業，豈不更加“意難平”？
2005年初，帶著企業界的迷茫，《中國企業家》派記者到韓國，探訪那里的重型化先行者。在韓國《經濟學家》雜志的協助下，我們廣泛拜訪了韓國重工企業、學術界和政界人士，發現：
一、重型化是韓國經濟在金融危機后依然列于世界第十二大經濟體的重要原因。韓國學界認為，是韓國的鋼鐵、電力工業的發展奠定了后來全球領先的造船、汽車和重化工業，“你的笑容背后有我們堅強支撐”，浦項制鐵的這句宣傳詞，形象地反應了重型化對韓國的重要；
二、韓國工業“由輕到重”的成功的重型化過程，是在政府強有力的策劃、支持、推動下完成的。連企業界也承認，由于涉及資金、土地、外貿等宏觀資源，假如沒有政府的鼓勵支持，企業很難靠自己力量實現重型化；
三、重型化伴隨民營化，重型化主要由民間企業承擔，并且不斷升級。70年代第一次重型化時主要是政府支持現代、大宇等民間企業實現的，在金融危機后，少數幾家國有重工企業全部民營化，在民營化過程中實現第二次重型化。如，浦項制鐵與國際資本對接、韓國電力賣給了民企斗山集團。
再回過頭來看中國，2001年前后由民企和地方政府共同推動的重型化，實際上也是“民營化的第二次重型化”，中央政府對這一輪重型化起初基本是被動的、后來是不認同的。與50年代開始的第一次重型化不同，中央政府并沒有事先預料到、也就沒有主動規劃過這一輪重型化。實際上，由于20年國進民退的整體經濟改革，中央政府對工業包括重工業領域的投資，也已有心無力。目前困擾中國的電力緊張，與中央政府7年前停止對電力領域的投資有直接關系。
失去中央政府的規劃力與引導力，的確就缺了事先的全局性討論，但并不等于這一輪重型化就是盲目的，片面的，粗放的。這一輪重型化，到底有沒有現實的需求？中國原有以國企為主的重工業，能否滿足這樣的需求？重型化是不是一種真實的商業沖動？為什么江浙、廣東發達地區重型化沖動更強烈？民營企業搞重型化，與國企比，是不是更粗放、低水平、高消耗？這些問題的確需要認真討論。
不過，這樣的討論，應該更多聽取企業界的聲音，應該多看看其他經濟體走過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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