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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秀嶺
“讓農民到城市里去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要富裕農民，必先減少農民，要大力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在“兩會”上，不少代表、委員在熱議“三農”時都表達過把農村勞動力轉移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措施之一(綜合3月6日《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等報紙的消息)。
轉移農村勞動力，既可增加農民收入，又可提高農民素質，還能解決農村人多地少的矛盾，土地有可能實行規模化、專業化和集約化的生產經營，農產品成本會大大降低，可謂一舉多得。筆者長期關注“三農”問題，采訪過近千個鄉村，也贊同這些觀點。然而，有些地方把轉移農村勞動力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惟一途徑，“農民進城”成了農民增收的惟一辦法和官員的最大政績。
當越來越多的農民走進城市，當城市發展及其相關產業跟不上“農民進城”的步伐時，會出現什么樣的情形呢？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一些南美國家的人均GDP剛跨過1000美元關口，他們為推動經濟快速起飛，普遍實施了減少農民戰略，把大量農民轉移到城市，把耕地留給少數農戶。這樣做確實促進了農業產業化經營，南美也一舉成為世界上農業競爭力最強的地區之一。但是，當大量“無土地、無保障、無固定崗位、無一技之長”的農民成為新市民后，新的問題凸顯出來了：政府為承擔他們的養老、衛生、社會保障等費用精疲力竭，城市兩極分化更為嚴重，社會矛盾激化，治安混亂，國家陷入動蕩，經濟發展停滯不前。這就是常被專家學者提及的“拉美陷阱”。
拉美國家的前車之鑒，令人深思。中國當前有些情形和“拉美陷阱”出現前有類似的地方，而我們的“三農”問題遠比南美國家當時的情況復雜得多，解決起來難度也大得多。中國的農民數量驚人，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中國要走的新型工業化道路以及相對滯后的第三產業，對人力資源的需求極為有限。同時，城內還有大量下崗職工。這些問題都非常現實地擺在那里。如果我們過于依賴農民進城來解決三農問題，誰敢說不會掉入“拉美陷阱”？
提及“拉美陷阱”，并不是反對轉移農村勞動力政策，而是希望地方官員、有關部門和專家，在實施這一政策時保持清醒頭腦，把困難想得多一些，把方案考慮得周全一點，把相關政策落實得扎實一些。例如，如何在深層次上打破城鄉壁壘、解決城鄉二元結構上做足文章，如何解決“大城市貢獻相對不大、中城市經濟相對不活、小城市實力相對不強、小城鎮總體不優”的問題，如何穩定、完善和強化對農業的扶持政策，實現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如何提高農業效能等等。這些，都需要統籌兼顧，整體謀劃，全方位、多層面地扶持“三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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