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袁幼鳴
當代中國主流政治理念演進至今，已經承認經濟社會存在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構建和諧社會，養成利益協調機制與能力是應有之義。
本年度“兩會”正在召開之中，把“兩會”視為中國社會各種利益矛盾的博弈平臺
符合主流政治理念。這一現實任務系“兩會”無法推卸的使命、責任，問題倒是圍繞利益訴求主題，“兩會”是否博弈得足夠充分，功能是否受到了消解。
今后相當長一段時期，中國要實現協調、可持續發展設想，必須突破“三農問題”瓶頸制約。本年度“兩會”上，“三農”問題表面上看依然是代表、委員們關注的焦點之一，但認真觀察能夠發現，圍繞這一困擾中國經濟社會的核心難題，博弈之局已發生微妙的變化——會內會外對“三農”從“政策傾斜”中獲得利益的“表揚與自我表揚”多了一些，針對實質性化解“三農問題”要打破的諸多既得利益格局，則博弈“火力”不足。
化解“三農”問題存在兩個向度：一是以今年一號文件為基點，推動“大力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規劃的落實。實現對廣大農民的公平與正義，先取消“以產定收”（一定程度上表現為人頭稅）的農業稅，進而扭轉對他們的“國民收入分配不公”系基礎一步。事實上，為此做出政府財政資金安排屬于相對易于辦到的事宜。
二是促動更廣泛的社會資源向“三農”配置。這是比“大力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更難做到的事——如何讓金融資源、教育資源、市民待遇資源、社會保障資源、私人資本資源等非中央政府“直控資源”向“三農”配置（姑且不提傾斜性配置），項項是難題。在該方面，一類資源本身屬于公有，但配置資源的壟斷部門囿于既得利益，非外力迫使，不會改變現有格局；另一類資源，比如追求市場利潤的私人資本，投資“三農”相關領域無法獲得社會投資平均收益率，則缺乏動力。
讓廣泛的社會資源向“三農”配置需要“兩會”有所作為。譬如，通過立法的方式實施對社會資本投資“三農”的收益補貼，以及以種種形式促使公有資源控制者進行資源再分配等。而在這一過程中，無可避免的情形是，代表、委員們將出現不同看法。譬如，至今金融資源不要說向“三農”傾斜性配置，連依據其對國內生產的貢獻率基本合比例地配置都未做到，同時涉農金融的腐敗“租金”之高也位居同類金融服務榜首；但是，如果要促動金融資源再分配，來自相關界別的代表、委員們未必就不會提出種種反對意見。
不難看到，“兩會”會場內，直接代表9億農民的農民代表、委員們比例需要提升。農民代表、委員們自然應該充分表達出所代言群體的意見與訴求，眼下的現實是“三農”的利益主要還得靠非農民身份的代表、委員們來主張。正如政協會議開幕后，吳敬璉先生就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接受央視記者采訪時所言，各種行業都應有自己的自治組織，否則沒有談判能力，當然處于弱勢地位。
如果說“農民利益由非農民主張”一點悖論因素沒有，那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降低由此帶來的化解“三農”問題的不利因素，還得拜托非農民代表、委員們本著社會責任感，多說“農民話”。而于會外，媒體輿論則應該認清解決“三農”問題的復雜性與艱巨性，記住上世紀80年代中期誤以為農民從農村改革中獲得了大好處，競相報道，形成了對農民展開“利益調控”輿論氛圍的教訓。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