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應該報答中國農民了

　　黨國英

　　2004年，中央決定在前幾年農村稅費改革的基礎上，2004年農業稅稅率總體上降低1個百分點，同時取消除煙葉外的農業特產稅，并在5年內全部取消農業稅。

　　從2004年此項政策的實際執行看，減免農業稅的步伐已經大大加快，有望在2005年 之內在全國范圍內徹底取消農業稅。截止到2005年1月底，除山東、云南、河北、甘肅、廣西幾個省區之外，其他26個省市區都已經宣布取消了農業稅。

　　中央政府決定，對地方政府減免農業稅之后，發生的地方財政收入減少按不同情況給予補助。2004年通過減免農業稅、農業特產稅等給農民減輕負擔達294億元。此外，2004年國家還從糧食風險基金中拿出100多億元，直接補貼給種糧農民，補助總額達到120億元。

　　同時，國家對部分地區的農民購買農業機械和良種也給予補助。為了抑制化肥價格上升對農民利益的影響，國家還補貼化肥企業12億元以上。這些補貼累計達到140多億元。2005年絕大部分省市區取消農業稅(包括農業特產稅)以后，農民將獲得更多益處。

　　減免農業稅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首先取消農業稅是建立和諧社會的需要。建立和諧社會的要義之一是公平正義。向農民征收農業稅是不公正的，更談不上正義。納稅的本質是公民向政府“購買”政府的公共服務，而中國農民從政府得到的公共服務遠遠少于城市居民。大量農民事實上沒有得到政府的公共服務。

　　而另一方面農民卻向社會提供了大量經濟學上所說的“外部收益”，例如良好環境、廉價食物和戰略物資等。為此，政府本來應該向農民提供補償，而不是要他們納稅。當農民收入提高以后，他們從政府獲得公共服務會增加，這個時候他們可能要向政府交納所得稅，而所得稅與農業稅根本是兩回事。

　　其次，取消農業稅是緩減農村社會矛盾的需要。以往的經驗證明，在農業稅存在的情況下，因為農民社會在結構上的缺陷，地方政府事實上向農民征收過多的稅費，中央政府常常無法對地方政府實行節制，產生了農民的極大抱怨，也引起政令不統一的危機。干脆取消農業稅，來一個釜底抽薪，是解決問題的有效辦法。

　　最后，取消農業稅是發展農村經濟的需要。農民收入水平本來很低，農民積累能力很弱，農產品市場又往往是買方市場，農業的風險很大，總體上說，農業是一個不掙錢的行業。政府取消農業稅，并給予可能的補貼，提高一點農民的積累能力，無疑會推動農業的成長。取消農業稅并給農民種糧提供補貼，已經成為一個標志性的事件，它意味著中國開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反哺農業的政策已經初露端倪。

　　減免農業稅在目前也有了成熟的條件。

　　實現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鄉村這個歷史轉變，是中國億萬農民做出巨大犧牲和貢獻以后才能夠出現的。新中國成立50多年來，中國農村不僅向工業建設和城市發展提供了巨大的勞動積累和資本積累，還提供了大量用于城市擴張的土地。在一些關鍵時期，中國農民忍辱負重，含辛茹苦，任勞任怨，用自己的脊梁支撐著前行中的民族軀體。

　　現在，我們應該報答中國農民了，也有能力報答農民了。我們必須引領他們與中國城市居民一起邁入中國發展的主流。

　　而有些人對取消農業稅還有一些疑慮，疑慮不外乎以下幾種：

　　一是擔心龐大的鄉村債務沒有辦法解決。當然，取消農業稅之后，一些地方的債務壓力會加劇，全國鄉村兩級債務達數千億元。但這個問題并非不可解決，關鍵是不能發生新的債務。舊債務可以在中央、地方和鄉村幾個級別的財政上分開來負擔。

　　二是擔心農村公共品的供應能力會下降，農民將得不到很好的公共服務。公共品的供給當然需要政府，但不一定需要一個大政府。大量的公共事務在民間組織那里也可以處理。取消農業稅引發的鄉鎮改革并不見得不要政府，關鍵問題在于政府如何產生，職能如何確定。民間組織不需要農民納稅，職能和產生方式變化以后，政府不見得要花多少錢才能運轉。不能把教育方面花的錢看作是政府自身花的錢，教育、醫療、防疫和部分農業基礎設施的投入應該依靠更高層次的政府財政。

　　三是擔心農民的納稅意識的喪失。這是我聽到的最膚淺的看法。公民納稅，是對享有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而支付的一種費用。只是因為征稅成本的因素以及現代社會的某種價值觀的影響，公民的納稅數量與他享受到的公共品數量常常不成比例。但如果一國的公民太窮，縱使他們有納稅意識，收稅也是一件困難的事情。所以，現代國家在設置收入稅時總會確定一個起征點，使窮人不去納稅。

　　概言之，我們沒必要擔心農民缺乏納稅意識。如果以后農民的經營規模擴大，農業收益提高，征收農民的所得稅有了可能性，農民自然會交納所得稅。法律的力量由不得農民不交這個稅。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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