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企工資異動背后：廉價勞動力模式的罪與罰

　　作者：胡家源，趙剛

　　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連續兩年的調查結果都將矛頭指向了國內勞資關系調整的體制問題，這顯然不是偶然的巧合。

　　在今年2月被媒體披露的一份最新調查報告中，除了包含2002年調查中的勞動爭議案 猛增情況外，私企雇工的工資水平也首次一反私營經濟增長行情，開始出現下降的趨勢。此次調查還第一次發現了私企工資低于集體企業。

　　名義工資的水分

　　3月1日，來自浙江紹興縣一家私營化工廠的技術員葉茂正在上海火車站前徘徊。

　　春節假期已經過去很久了，他還在考慮是否回到自己原先就職的那家私企。

　　葉說，一年過去了，他的月工資總是在1000元左右徘徊，然而工作時間卻是無限的。“和我同時進去的很多大學生現在都走了，他們覺得私企里面確實不好混。”

　　不過，比起那些掙扎在最低生活保障線附近的私企職工來說，他已經顯得比較幸運了。

　　國家工商總局的調查數據顯示，2003年我國私營雇工全年平均工資、獎金和部分分紅的總數是8033元，也就是說每月不到700元。而國有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是14577元，集體單位在崗職工平均為8678元。以往私企雇工工資雖然比國有企業低，但二者相差不超過1.2倍，而2003年則超過了1.8倍。

　　差距的拉大不只表現在名義工資上。事實上，一些私企的雇主還會通過一些隱蔽的方法來壓低實際工資，比如在超時勞動中只發計件工資，不發加班費，使工人所得少于法定最低工資，使得事實工資低于名義工資。

　　據了解，在溫州只有不到企業總數1%的國有、集體企業執行勞動時間規定比較好。大量中小企業嚴重超時勞動現象較為突出，每天勞動時間在12小時以上的企業比較普遍，星期天很少休息。這種情況在制革、電器、編織、成衣、皮塑等勞動密集型企業更為嚴重。

　　目前國內最主要的干預方式是設定最低工資標準與強制加入社會保障體系。不過有地方官員認為，由于低收入群體勞動者極不穩定的工作實際，在現階段健全社會保障體系類似于空中樓閣，真正有意義的是最低工資標準。

　　2005年春節前后，湖北省政府剛剛發布了《關于調整全省最低工資標準的通知》：3月1日起，全省各地最低工資普遍上調，全省分5個區域，由240元～400元分別調至280元～460元不等。

　　此前青島、濟南、遼寧等地亦紛紛調高本地最低工資標準。這意味著低收入群體的生活狀況越來越為政府所關注。

　　廉價勞動力模式的超越

　　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常務副院長姚先國教授認為，低成本一直是許多中國企業贏得市場的制勝法寶，壓低工人工資是最簡單、也是最奏效的方法。而失去了廉價勞動力，許多企業將會毫無競爭優勢可言，作出提高工資的決策十分困難，“這正是這種深層矛盾的反映”。

　　“低工資、低教育、低技術、低勞動生產率、高勞工淘汰率，已成為我國現有經濟發展模式附帶出來的問題。”廣東省總工會最近的一項調查如此顯示。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一位專家認為，依靠這種模式發展起來的沿海發達地區，實際上陷入了一個低技術的陷阱，這將大大影響中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與此同時，據《財富》雜志2003年的資料顯示，中國出口到美國市場的產品和日本在美產品處于完全直接競爭狀態的只有16%，而和馬來西亞達到50%，和印度尼西亞達到80%，和菲律賓的產品則處于100%的完全競爭狀態。

　　這意味著，當一大批發展中國家普遍起步，并且同樣按照同一原理制定發展勞動力低成本戰略時，世界市場的有限容量便對其提出了質疑。

　　“從中國封閉式的國內勞動力市場來看，廉價勞動力供給維持20至30年沒問題，但是在開放式的國際經濟競爭環境中，不可能維持這么久。”浙江大學經濟學院一位教授對記者說，“考慮到國際上其他發展中國家廉價勞動力的存在，‘20至30年’可能是我們的一相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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