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盛吉
時下，選民對人大代表“不作為”現象指責頗多，如“舉手代表”“代表代表，會完就了”等，感覺人大代表離自己的距離很遠，自己選出的代表從未謀其面、聞其聲，欲通過人大代表反映問題、解決問題那是沒有的事。能像姚秀榮、姚立法、馮有為、吳青等積極為基層群眾鼓與呼、認真履行代表職責的更是鳳毛麟角。
盡管《代表法》明確規定了人大代表的權力，可是，在法律規定之下，人大代表“不作為”現象為何依然存在呢？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筆者在代表聯絡部門工作多年，與省市縣鄉各級人大代表有較多密切接觸，他們也常常對筆者吐露心聲。“想說監督不容易”，是他們經常表露出的一種無奈情緒。為此，筆者認為，對于代表的“不作為”，不能把全部原因都歸結到他們自身頭上，除一些人大代表素質不高、責任心不強、有關部門沒有把好人大代表的準入關等常規原因外，還有以下原因值得關注：
首先，人大代表履職成果未得到有效重視，使一些代表履職熱情逐漸淡化直至不作為。應該說，不少人大代表當選后，都想認真反映和維護選民的權益和利益，履行自己的職責。可是經過一段時間后，他們發現自己的履職言行并未得到有關部門足夠重視，熱情便漸漸消退，直至發展到不作為。比如，有些代表經過認真調查提出的議案，卻得不到落實，或者只是停留在文件上的答復上。“文來文往”普遍存在，甚至出現“自己提的建議自己辦”。這樣情況一多，自然挫傷人大代表履職的積極性。筆者所在縣召開縣第十三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時，人大代表積極性很高，提出議案建議69件；第二次大會時56件；第三次大會時41件；第四次大會時37件；待到最后一次代表大會時只有28件，逐年遞減。這些現象都說明，如果人大代表履職成果得不到有效重視，必然導致人大代表履職熱情淡化。
其次，履職成本過高，讓很多人大代表面對履職望而卻步。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成本核算是每個人(包括人大代表在內)都要考慮的問題。也許有人會對此嗤之以鼻：“積極履行職責是一名人大代表應盡的義務，怎么可以去計算成本呢？”其實，在對人大代表履職義務缺乏有效制約機制的今天，要做一名合格稱職的人大代表，大部分取決于代表自身的責任感、使命感和自覺性，人大代表履職不計算成本，是責任心對自己的約束，是柔性的，一旦自己利益與其他利益相沖突，難以保證每個代表都能“損己為公”。那種認為人大代表履職不計成本的想法是天真的，也是不切實際的。雖然《代表法》規定代表執行職務時，其所在單位按正常出勤對待，享受所在單位工資和其他待遇，無固定工資收入的代表根據實際情況由本級財政給予適當補貼，但這些規定只在代表參加各級人大組織的活動時才能得到實現，如果代表個人持證視察或是跟蹤監督落實有關問題，最基本的交通費、食宿費、打印費等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長此以往，人大代表也是難以承受的。
再次是未建立人大代表不作為的有效制約機制。如何對人大代表不作為現象進行有效制約，憲法和法律對此尚未進行規范。《代表法》第五條規定代表受原選區選民和原選舉單位的監督，選民或者選舉單位有權罷免自己選出的代表，但這只是原則性的規定，況且罷免程序復雜，須按一定程序進行，如要由本選區選民30人以上聯名提出罷免案，被罷免代表在選民大會提出申辯意見，召開選民大會無記名投票表決等，罷免的組織工作難度很大。
第四，人大代表專職化程度低也是人大代表不作為的原因之一。目前，我國人大代表大部分是兼職，專職人大代表比例很小，在擔任人大代表職務時，都還有自己的本職工作。很多人大代表認為，本職工作才是自己的“主業”，才會對自己的政治、經濟前途產生影響，代表工作只是“副業”，履職質量好壞對自己影響不大，監督多了，力度大了，反而會有“找麻煩添亂子”的嫌疑。由于是兼職，他們把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用在了自己的本職工作上，對人大代表的工作也就無暇顧及了，不作為現象也就在所難免。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