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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均衡的立法代言機制
對立法過程發揮影響，本身并無不妥之處。以直銷立法和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并軌立法過程為例，外資企業既然在中國擁有利益，當然有權利維護自己的利益，而通過游說行政部門的方式來影響立法、影響政策，也是完全正當的。有輿論帶著民族主義情緒批評外資企業
在立法過程中的積極運作，乃是源于批評者沒有正確理解民主的含義及民主框架下立法過程的性質。
其實，真正應當引起人們關注乃是這個問題的另一面：當初政府在制定歧視性的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法規的時候，內資企業為什么沒有發出自己強烈的反對聲音，而眼睜睜看著該法規順利地通過？今天，當行政部門已在醞釀取消該歧視性法規、而專家學者議論紛紛、外資企業強烈表示反對的時候，為什么內資企業沒有發出強有力的支持之聲，以至于相關草案未能列入本次人大的議程？
外資企業習慣成自然地將其在國外的做法帶進了中國，從而凸顯了內資企業、以及整個社會各個群體在參與立法的意識與技巧方面的巨大欠缺。
當然，相對于以往，隨著民主意識和權利意識的提高，各行政管理部門、企業群體、公益團體、利害相關的個人、專家與知識分子都或多或少地試圖參與立法，通過影響立法來影響公共政策。各個力量在立法環節上展開競爭，都試圖維護自己的權利和利益，或者維護公共利益——這兩者目標有時是沖突的，有時則是重疊的。
各群體發揮影響的渠道也已初現雛形。或通過媒體——包括網絡媒體——塑造社會輿論，或通過游說行政管理部門，在其起草立法或制定規章過程中把自己的訴求寫進去，或直接與人大代表接觸，在人大的起草或審議過程中施加影響。
尤其是媒體的作用似乎相當大。比如，北京曾準備制定限制乞討的地方法規，傳統媒體和網絡媒體給予了鋪天蓋地的批評，最終有關部門決定暫不制定這一法規。
不過，這樣的影響顯然是不均衡的。不同群體參與立法的意識、技巧、渠道都存在較大差距。行政管理部門、國有壟斷企業天然地具有渠道方面的優勢；外資企業具有意識和技巧方面的優勢，大型跨國公司通常也具有渠道方面的優勢；而普通民眾則在渠道上處于劣勢。如何給這些弱勢群體提供有效的參與渠道，是立法改革所要考慮的。而他們的弱勢，歸根到底，源于權利的弱勢。
參與立法的意識和技巧需要每個團體自己養成，需要提高自身的組織化程度，來自己發現渠道、建立渠道。而從制度設計的角度看，政府可能需要進行更大范圍的改革，為每個群體聚合自己的成員、形成集中的權利與利益訴求創造條件。
比如，企業表達自己權利和利益訴求的主要工具是商會和同業公會、行業協會。但目前大多數商會和協會都具有半官辦色彩，更多是利用企業給自己掙錢，而很少就立法和政策問題表達企業立場。因此，政府需要考慮對商會和協會進行改革，基本方向就是商會、協會民間化，承認企業自行組織的商會、行會的代表性，賦予其合法地位。
同樣，如何使得在立法和公共政策決策過程中普遍失語的外來人口、農民工、農民能夠真正地聚集自己的意見，發出自己的聲音，恐怕也需要較為重大的社會治理模式變革。如果沒有農民工、農民的自治性組織，單個農民只能在政府出臺不公平的政策之后走上上訪路，而不可能通過影響政策的制定而使政策相對公平一些。
當然，這些相對弱勢的群體自己可能缺乏發言的技巧，那么，政府可能需要給予公益團體以更廣泛的活動空間，使他們能夠在立法過程中為農民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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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聞周刊》封面故事：
影響中國立法的力量
立法轉型 行政部門仍居主導地位
反壟斷法背后的部門卡位
立法中的外資身影
證券兩法中的學者力量
完善拆遷條例的民意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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