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機構形成分流潮 京滬深三地爭相奪取金融權

　　2005年，央行二部落戶上海定音，北京和深圳都敏感地捕捉到了其背后的壓力。

　　新春伊始，北京市為吸引和鼓勵金融機構在京發展的16項政策隆重出臺，并于2月1日開始實施。

　　伴隨著總體支持力度“不低于上海和深圳”的制定原則，這份由北京市原金融辦醞釀 了兩年之久而遲遲沒有動靜的政策，此時此刻的出臺多了許多微妙。這是北京第一次公開亮明重推金融業的戰略。

　　上海則秉承著“一事一議”的引資原則，雖無字面上刀光劍影的競爭，但卻充滿了“一切好商量”的誘惑；而深圳的壓力更大，數年前便推出了金融機構土地使用方面的優惠政策。

　　明與暗

　　京、滬、深三地對金融業的暗斗由來已久。2005年，暗斗演變成一場公開化的角逐。隨著央行二部遷址入滬，競爭的核心正逐漸明了。這種明了不僅表現在各地極具針對性的金融發展政策上，也表現在競爭目標的清晰以至鎖定。

　　北京的“新政”，對打算入駐的金融機構充滿了誘惑。這份早在2003年就由北京市金融工委起草并遞交到北京市委的文件“定規”——無論數量還是優惠的程度一定不會低于上海和深圳：在京新設立或新遷入京的金融企業給予一次性資金補助，對注冊資本10億元人民幣�熀�10億元人民幣�犚陨系模�補助1000萬元人民幣；注冊資本10億元人民幣以下、5億元人民幣�熀�5億元人民幣�犚陨系模�補助800萬元人民幣。

　　在辦公用房方面，在京注冊的金融企業購買辦公用房給予一次性購房補貼，補貼標準為每平方米1000元人民幣；租用辦公用房的，實行三年租金補貼。

　　這些高度讓利的地方政策，不遺余力的追加著更多的“附加值”：對金融機構高管人員在個人所得稅及落戶方面給予優惠待遇；金融企業高級管理人員的子女與北京市戶籍考生享受同等高考待遇等。

　　如果說過去的10年，國家把優先發展金融業的優惠政策更多的讓給了深圳和上海，而北京則定位于政治與文化中心的話，那現在北京已經一改在金融發展上謹慎低調的態度，開始意識到：經濟是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基礎，而金融則是經濟的核心。

　　2002年初，北京開始明確提出發展首都金融業的概念。當年召開的北京“兩會”上，時任北京市市長的劉淇表示，首都經濟是知識經濟，應該大力發展第三產業，而第三產業的領頭羊就是金融保險服務業。在隨后召開的金融工作會議上，北京市提出將出臺相關扶持政策，鼓勵和吸引國內銀行、證券、基金、信托等各類金融機構在京設立總部、地區總部和結算中心。

　　而在此之前，北京多年來一直因為金融機構的“南飛”而痛心疾首，并在與上海的交鋒中屢屢敗北。尤其是2001年，富國、博時、長盛、大成等4家基金管理公司以及中信證券幾乎同時將注冊地遷離北京。這成為北京于2002年轉向全力引駐金融機構的一根“導火線”。

　　2003年初，北京的金融發展開始悄然轉身。是年，北京金融發展的環境發生巨大變化，成立了市政府金融服務辦公室，與市金融工委合署辦公。

　　與此同時，北京金融發展的定位逐漸明確。北京市有關部門研究認為，首都金融業應當在全國金融發展格局中，構建成中國的幾個中心：金融管理控制中心，金融業支付結算中心，金融信息中心，金融行業標準制訂中心，金融批發業務中心，資金調度中心，金融中介服務中心。

　　而這一年，王岐山入主北京市政府更被視為“一支催化劑”。這位曾在中國建設銀行、人民銀行等任職的金融專家的到來，被毫無疑問的認為是北京金融發展新時代到來的標志。

　　此后的動作得以印證。2004年底北京宣布對外資銀行開放人民幣業務，北京市常務副市長翟鴻祥指出，這是“北京市全面推進金融改革的標志”。

　　北京在轉型中似乎找到了更多自信的理由。坐擁“一行三會”(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監會、中國證監會、中國保監會)及九大銀行總部，北京占據了中國銀行業務總量的60%以上，集中了中國銀行業資金總量的80%左右；同樣，中國人壽、中國人保、中國再保險三大保險公司的總部都在北京，中國保險業70%以上的資金也在北京統一運作。

　　已然成為全國金融決策中心、金融信息中心、資金調度中心的北京，雖然至今沒有明確提出建立金融中心的概念，但卻對上海和深圳構成了最強大的威脅。

　　進與退

　　深圳早在2003年年初就敏感到了央行二部遷滬的壓力，而緊急推出了《深圳市支持金融業發展若干規定》，廣開金融機構進駐大門。

　　此刻，得天時之利的上海正在抓住機遇，在“浦江兩岸盡朝暉”的憧憬中，規劃著黃浦和浦東發展的新的藍圖。

　　2005年2月18日，作為滬上的一次金融盛會，“上海市金融工作座談會”在上海國際會議中心隆重召開。當地的金融精英們濟濟一堂，分享著一條令人振奮的信息：上海市副市長馮國勤宣布，人民銀行第二總部落戶上海標志著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進入新的階段。

　　馮國勤用“上海金融工作和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面臨著難得的機遇”來形容2005年上海所面對的形勢。上海，似乎一夜間從金融中心建設存在“先天不足”與“后天不足”的哀嘆中脫穎而出，重新找到了振興的理由。

　　上海建立國際金融中心的計劃于表面的迂回中正在進行實質性的推進。

　　而此前有關“四個中心”建設是否表明上海正在離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越行越遠之說，更像是上海給出的一個障眼術。

　　有專業人士認為，把上海建設成為“一個國際的經濟、貿易、金融、航運中心”，是2001年2月國務院審批同意的上海城市規劃。雖然在2005年上海市的兩會報告中，上海側重提到了航運中心的建設而淡化了國際金融中心的概念，但這只是時間安排表上的先后不同而已，航運中心先于金融中心建成將對上海金融的發展起到積極的帶動，但不能說上海的努力方向發生了游離。

　　事實亦表明，以退為進的上海正在國際金融中心的運作上逐步成熟，而2005年將是上海推動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關鍵一年。2002年1月上海召開的首次市金融工作會議上，已經明確了上海建立國際金融中心的目標和任務。具體說來，就是在2005年力爭實現“四個基本確立”：即基本確立金融在上海經濟發展和城市功能優化中的核心作用；基本確立國內外金融機構主要集聚地的地位，形成較為完整的中外金融機構和金融中介服務機構體系；基本確立國內體系完善、輻射力強的金融市場中心的功能，成為資本營運中心和資金調度中心；基本確立公開、公平的金融發展環境，全面實現金融市場的有序運行和依法監管。

　　兩年的時間，上海金融業的發展已經卓有成效。2月18日召開的上海金融工作座談會上宣布，2004年上海的金融機構集聚加快，截止到2004年底，在滬金融機構已增加到516家，全年新增93家。中國人保資產管理公司、上海通用汽車金融有限公司、中銀國際基金管理公司等一批金融機構落駐上海，各類專業化金融機構業務運營中心增至22家。

　　而相較于北京和深圳，在外資金融機構的集聚方面上海更勝一籌。2004年新增外資銀行營業性機構14家，新增外資銀行代表處16家，新增外資銀行分行與代表處的數量均為歷年之最。至2004年底，上海共有各類外資和中外合資金融機構300余家，正逐步成為我國吸引外資金融機構最為集中的地方之一。

　　2005年，央行二部的揮師南進，必將在金融要素的吸引方面讓上海增添更多的砝碼。

　　定位還是錯位？

　　但天平的兩邊，砝碼卻很難平衡。京、滬、深三地不得不面對一個共同的難題：如何做大金融的增量和保證金融的存量？

　　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競爭，使得環渤海、長三角、珠三角間形成一股金融機構的“分流潮”。

　　北京工商大學教授梁小民指出，金融機構在地區間的分流，實際上制約了中國任何一個城市邁向金融中心的進程。

　　上海2004年的一份調研報告中亦指出，目前不少省市都提出了建設金融中心的思路，均把金融發展提到了更加重要的地位，非常重視對金融資源的積聚和利用。這產生的一個后果就是引發我國金融資源的分流，使得各地都難以取得最大的規模效應。

　　報告認為“國內競爭的激烈對上海聚集資源、做大增量帶來了困難”。這一點，從金融市場的配置上得到了印證。目前，中國內地有兩個證券交易所、三個期貨交易所，相互之間存在同質競爭的現象，這導致我國的金融市場力量分散，難以形成規模效應與國際上其他資本市場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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