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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振華
走向現代化的過程就是社會發展的過程，而經濟發展無疑是社會發展最為主要的內容。可是，在固有的思維定勢中，社會、經濟的發展往往被簡單化等同于GDP的增長，或者說，把GDP的增長理解為社會、經濟發展最為重要的內容。
這是一種頗具普遍性的誤解，原因在于對“發展”的本質的誤讀。最近幾十年以來，對“發展”的理解也是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
何謂“發展”？大約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發展”一詞是指一國經濟具有保持GDP以每年5%以上的速度的增長的能力，衡量這種能力的最重要的指標是GDP增長率以及生產結構和就業結構的變化等。到了上世紀70年代，由于一些國家盡管實現了GDP總值的快速增長，但是這種增長并沒有惠及到社會的所有群體，伴隨總量的增長,貧困人口的增加也是一個事實，于是發展經濟學家認識到單單強調GDP總值這一指標是不合理的，消除絕對貧困、不平等的收入分配以及實現充分就業是與GDP增長同等重要的問題。20世紀90年代以來，“發展”的內涵進一步擴大，聯合國提出，人類的發展不僅包括足夠的教育機會,健康、較高的生活水平，也包括參與社會生活等諸方面。
當今世界的一些經濟學派甚至根本不認同“GDP”的意義，他們說“GDP是個什么東西”。GDP的增長固然至少可以體現社會總財富的增加，但是，比抽象化的GDP增長率更重要的問題是，促使GDP增長的推動力到底是什么？卓越的發展經濟學家熊彼特有一個重要的洞見，發展的根本性動力是在經濟結構之外。
對于經濟學家來說，如同任何一門科學對待它的研究客體一樣，對經濟現象的解釋必須追溯到“經濟”之外。當經濟學家分析觸發某種經濟現象的因果關系時，如果起“原因”作用的現象是非經濟現象，那么經濟學家的解釋就宣告結束。比如中國的消費者抱怨通信費用過高，其原因是在于通信行業的競爭程度不夠，數量過少的營運商之間事實上是一種寡頭壟斷，如發改委日前宣布放開通信領域，民營資本可以進入通信行業，在長期內，這必定會對過高的寡頭壟斷定價形成沖擊，至此經濟學的解釋任務就算是順利完成了。
熊彼特認為，我們常常先驗地認為一個社會一定會表現出一種一致的、直線式的發展，這是膚淺的看法。發展并不是必然發生的，事實上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人類社會在長達幾千年的時期內是處于“無發展”的狀態。社會過程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無論是“經濟”，還是“文化”或“軍事”，只是對社會過程的某一角度的抽象，事實上這只是社會表現的某一方面，且緊緊地與社會表現的其他方面聯系在一起。“發展”只能是經濟生活內部自行發生的變化，而不是從外部強加于它的。比如人口和財富的增長所表明的經濟的“增長”，不成其為“發展”，因為這沒有產生質的新的現象，熊彼特認為這只是“數據的變化”。
“質的新現象”何以產生？比如通信領域的高定價在價格彈性小于1的情況下，能夠使得社會對通信消費的總支出增加，這體現在GDP的統計上是一種“增長”，但這并不是發展本身，只是“數據的變化”。發展必須是“突變”的，而不是“漸變”的。這種“突變”只能來自于“創新”，某種“創新”被企業家在實踐中創造出來，進而在自由市場上為消費者所接受。我們知道，無強制的“自愿交易”一定是一種“雙贏”，則一塊新的市場領域被開創出來了，一方面體現在GDP的統計數據上會有一個增長，同時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發展”。
由此，“發展”的要義在于“創新”，而“創新”產生的原因來自于經濟體系之外，進而對經濟體系的運行產生積極影響，由此帶來“發展”。單單只是盯住“GDP”的數據變化，而無視“數據變化”背后的其他約束條件，是不可能真正實現“發展”的。比如日前國務院出臺了鼓勵非公經濟發展的36條意見，就是一種積極的制度性建設，這些措施都有助于建立更充分競爭的市場秩序，在長期內必定能夠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作者為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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