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上海高官下海 憑什么可突破中央規定 | ||||||||
---|---|---|---|---|---|---|---|---|
http://whmsebhyy.com 2005年02月28日 22:31 人民網 | ||||||||
網友:邵道生 如果比爾.蓋茨要聘任國務院的一位什么“高官”任其“中國區總裁”的話,在過去是無論如何不行的,因為無論是按照1993年的《國家公務員管理條例》,還是2004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的《關于黨政領導干部辭職從事經營活動有關問題的意見》文件的規定,都是絕對不行的。這些文件明確規定:“黨政領導干部辭去公職后三年內,不得到原任
這就是說:“三年兩不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對現任官員下海的一種“鐵的規定”。 但是,2月26日《中國經營報》刊登了一條關于“上海高官下海震驚政商兩界,突破三年兩不準規定”的消息,沖破了中央關于現任官員下海的“鐵的規定”,于是,不僅比爾.蓋茨可以聘任國務院的一位什么“高官”任其“中國區總裁”,而且任何外資企業都可在現任的“高官”中聘任什么“高官”任其“中國區總裁”;不僅外資企業可以在現任的“高官”中聘任什么“高官”任其“地區總裁”,而且任何一家大型的企業都可以在現任的“高官”中聘任什么“高官”任其“地區總裁”…… 為什么呢?理由實在太簡單了:你上海可以來一個“突破”,我北京、廣東為什么不可以也來一個“突破”呢?你印尼三林公司可以因“急需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人”而來一個“突破”,為什么其它外資企業、民營企業就不能因“急需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人”這同樣的“理由” 來一個“突破”?你上海的學者(十屆全國人大代表、上海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彭鎮秋)可以以“應該鼓勵這種正常流動”為這類“突破”進行辯護,那么,我北京、廣東的學者為什么不能用同樣的“應該鼓勵這種正常流動”為這類“突破”去找個“理由”呢? 而且,根據我對中國國情的理解,只要我們的社會對上海這種“突破中央文件”做法不吭聲、不表態或是“默認”,那么我可以肯定地說,用不著過多久,中央“三年兩不準”的規定一定會被一些地方“突破”得不像個樣;而且我還敢斷言,中國社會肯定又會立即掀起“高官辭職”的“下海潮”。 我對這個中國國情的“理解”和“斷言”是不是有點武斷?不是的。因為中國社會內部存在著一種巨大的“企業肯要,組織肯放,自己肯去”(辭職的虹口區區長程光語)的“潛能”:有不少有實力的、有背景的外企、私企的確很希望“自己熟悉的、強有力的領導人”當他們的“總裁”,這種“企業肯要”的社會動機強烈得很;而且,“高官”也是人,其中還不乏“當官不發財,請我還不來”這樣的“高官”,在外企、私企高額工資的誘惑下怎么能不動心?!所以,對“高官”來說,“自己肯去”的個人動機亦是異常的強烈;至于地方領導人要招商引資、將自己的“地方政績”搞得大大的,因而地方一級的“組織肯放”的社會動機亦是不必小看的……所以,我從來就不低估“外商(或私企)”、“地方組織”、“高官本人”實施“三結合”后這種“三肯”之“潛能”,中國社會經久不息的、去年才被壓制下去的“紅頂商人潮”不就是“外商(或私企)”、“地方組織”和“高官本人”另一種變相的“三結合”之結果嗎? 中國社會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當官的不將法律當回事,視法律為兒戲,這樣在法律面前就不能人人平等;最怕的就是有的地方不將中共中央政治局制定的政策文件當回事,隨心所欲,找個“理由”就來一個所謂“突破”,這樣在中央政策文件面前就不能人人平等。這些當官的就是不認真想一想,中共中央政治局為什么要在2004年出臺《關于黨政領導干部辭職從事經營活動有關問題的意見》?它為什么要重申1993年的《國家公務員管理條例》的精神?它針對的是什么現象?對當今反腐敗斗爭有什么作用?它的深遠意義是什么?它是不是已經過時了而且非得要來一個“突破”?……我想,如果你真的是搞社會科學研究的,真的是了解社會社情的,真的是了解當今社會腐敗的特點的,那么,你上海學者就不會發表“過去計劃經濟時代,干部強調組織安排,忽視個性追求。干部似乎就是鐵飯碗,不能變動,這是不對的。在官員下海方面,溫州先走了一步。現在,上海也開始了靈活的干部選擇機制,干部流動開始雙向選擇”之類不倫不類的話,因為“三年兩不準”這個文件不是發表在“過去計劃經濟時代”,而是剛剛才過去的2004年,怎么能說“空降”就“突破”了呢?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學院的副院長的“時空觀”居然低到了這樣的程度,這是令人非常奇怪的。當然,我亦可以從另一面“理解”:彭鎮秋是上海的社會主義學院的副院長,當然要為上海“說話”,然而總得說出點水平來吧,哪能如此這般?!至于彭鎮秋是不是能代表“學界”來說話,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譬如,作為“學界”一分子的“我”,對上海方面對中共中央政治局2004年才制定出來的政策來一個所謂的“突破”,就非常不贊成,非常反對。 “維護黨的紀律”是我黨歷來最強調的東西,但是,“維護黨的紀律”絕不是空的、虛的,對中共中央政治局剛通過的政策文件就要來一個“突破”,我想這決不是“維護黨的紀律”的具體表現。于是,我就想到了另一個問題,即為什么我國經濟生活中的宏觀調控任務是那么重,那么艱巨?我想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一些地方對黨的大政方略和國家的經濟政策動不動就來一個先斬后奏式地“突破”,壓根兒就不將中央權威放在眼里,所以我在《人民網》上曾發表過一篇《當務之急是必須強化中央的權威》的文章,在這里我想再一次強調鄧小平同志所說的:“改革要成功,就必須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沒有這一條,就是亂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不能搞‘你有政策我有對策’,不能搞違背中央政策的‘對策’,這話講了幾年了。”坦率地說,這種漠視中央權威現象至今仍然存在,這種現象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在文章的最后我想再一次強調這個觀點:誰都無權“突破”中共中央政治局文件的規定。 更多精彩評論,更多傳媒視點,更多傳媒人風采,盡在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歡迎訪問新浪財經新評談欄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