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談構建和諧社會

    本報記者 王 梓 陳宜飆 主持

　　26年的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經濟已經步入現代化的“關節點”，經濟取得了飛躍性進展，但城鄉差距、地區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就業和社會保障壓力增加，教育、衛生、文化等社會事業發展滯后，人口增長、經濟發展同生態環境、自然資源的矛盾加劇，經濟增長方式落后，這一系列問題也同時出現。矛盾的解決，需要“和諧”的引領。

　　2月21日下午，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主持中央政治局進行第二十次集體學習，學習的主題為和諧社會。他強調，要加強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重大問題的調查研究和理論研究，著力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本領。

　　從“科學發展觀”到“和諧社會”口號的提出，無不顯示了共產黨正視現實、解決矛盾的決心，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也將成為即將召開的全國“兩會”的主要議題。

　　2月23日，發改委宏觀院副院長劉福垣、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陸學藝、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部部長丁寧寧、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紹光、中國人民大學行政學系教授、主任毛壽龍共聚21世紀北京圓桌第36期，就和諧與發展等問題展開討論。

　　理解“和諧社會”

　　《21世紀》：從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等“五個統籌”到十六屆四中全會將“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作為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和諧社會”的具體內涵，諸位如何理解？“和諧社會”提出的背景又如何？

　　陸學藝：胡錦濤強調，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同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機統一的。要通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來不斷增強和諧社會建設的物質基礎，通過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來不斷加強和諧社會建設的政治保障，通過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來不斷鞏固和諧社會建設的精神支撐，同時又通過和諧社會建設來為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設創造有利的社會條件。

　　構建和諧社會已經并列于政治、經濟、文化建設，并且成為三者的目標所向。我國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內強調經濟建設、強調GDP，去年四中全會《決定》提出了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即“五種能力”：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能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應對國際局勢和處理國際事務的能力，并據此提出“和諧社會”的概念，就是要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來構建和諧社會。

　　丁寧寧：隨著市場體制的深化，1980年代“在蛋糕做大的同時，所有社會成員都或多或少能夠分享到”的局面，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社會生活中存在的各種矛盾逐漸暴露出來，不僅威脅社會的穩定，而且影響到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因此，如何正確認識和處理我們面臨的社會問題，就成為政策研究工作的一個重要內容。

　　按照世界銀行和有關國際組織的估計，近兩年來中國的人均GDP已經超過了1000美元。根據發展經濟學的一般規律，中國目前已經進入了一個工業化、城市化的重要階段，即經濟結構迅速變革，引起社會結構劇烈變動的階段。

　　今后一段時期內，每年都會有很多新興的工廠和城市出現，同時也會有不少的企業和農戶破產。迫于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產業結構不斷地進行調整，產業工人不時地被拋入失業大軍的行列。由于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源源不斷地涌入城市，導致勞動力市場的總量過剩。技術進步在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同時，也在迫使所有的社會成員去面對新的挑戰，適應新的角色，加劇社會階層的進一步分化。

　　劉福垣：提出和諧社會確有其歷史背景。1978年到1988年的10年間，政治和經濟體制改革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火車頭，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基本上是協調的，大多數人是社會政治變革、經濟增長的受益者。而進入上個世紀90年代特別是1995年以來，在綜合國力突飛猛進的同時，社會分化急劇加速，國民經濟的主要矛盾即工農兩種生產方式矛盾、市場經濟的基本矛盾即私人占有和生產社會化的矛盾和諸種社會矛盾交叉激化，經濟與社會發展嚴重失衡。

　　在目前這種失衡發展的情況下，許多地方決策者都確定了率先現代化的發展戰略，集中精力經營他們的城市，把發展是硬道理變成了增長是硬道理，背離了以人為本的發展觀。他們只追求GDP的增長，不重視GDP是如何分配的，對社會分化分裂的后果掉以輕心。為了避免我國重蹈拉美國家的覆轍，黨中央以高超的政治智慧不動聲色地調整了發展觀和發展戰略。

　　和諧的關鍵是確保低收入人群沒有后顧之憂。這就需要加大整個社會保障的力度。

　　王紹光：中國到底要追求什么樣的理想社會？這是個很重要的問題。從歷史的眼光看，中國自古一直都在追求建立“大同社會”。

　　到了鄧小平時代，開始發生了變化，開始變得更務實。1979年鄧小平在會見日本客人大平正芳時，第一次提出要建立一個“小康”的社會。鄧小平當然也沒有把“小康”當作最終目標，那時的小康指標很單純，就是看人均收入，人均收入達到800美元就算達標了。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我們強調“發展是硬道理”，“一心一意謀發展”，經濟增長速度很快。

　　到1990年代末，經過20年的發展，經濟總量翻了幾番，人均收入增加了幾倍，人們普遍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各種矛盾也暴露出來，有些還變得十分尖銳。這時人們開始認識到僅僅講經濟增長和人均收入并不能解決根本問題，于是在20世紀末，中國共產黨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任務，加入了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方面的內容。

　　新一代領導人現在又提出建立“和諧社會”的目標，我認為這才是抓住了人生的本質——即幸福感(Happiness)，也就是說，人一生追求的不是有多少東西，而是一種幸福！基辛格博士曾認為人生有兩種不幸：一是追求不到自己想追求的，另一種是追求到了，卻發現并非是自己真正想要的。

　　從上述回顧來看，中國在經歷長期的發展后，終于認識到不能光追求經濟增長，而且要追求幸福。以前我們認為發展經濟是硬道理，以為單一地追求經濟發展就可以解決問題，這實際上掩蓋了許多社會矛盾。

　　毛壽龍：和諧社會是一個新的提法。社會學可以從兩種角度去看待一個社會，一種是沖突的角度，還有一種是合作的角度。政府提出來的和諧社會可能跟學者提出來的有點差別，這里我主要從政府的角度和公共政策的角度來討論和諧社會。

　　1980年代強調發展是硬道理，1990年代強調社會經濟同步發展，發展計劃提的都是社會經濟協調發展，不過在當時，真正落實在政策上，還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強調GDP的發展。胡錦濤總書記對和諧社會的界定是，民主法制，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發展。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跟社會有關系；民主法制、公平正義跟政治有關系；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在學術上更接近政治經濟學。也就是從政治意義上來看待社會，從社會意義來看待政治發展。

　　不過，和諧社會基本上還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政策理念，涉及多方面的問題。從政策上來看，和諧社會關鍵還是落實在要關注什么樣的社會問題。在改革開放前，我們關注階級斗爭，在改革開放后，關注經濟發展。現在改革開放到一定階段，重新關注階層問題。因為現在社會日益分化，社會從相對無差別的社會進入了一個階層社會，在這一進程中還出現了“仇富心態”、“仇官心態”。這些都需要我們在政策上認真面對，并采取相應的方案加以解決，至少是緩和其中的尖銳矛盾。

　　王紹光：胡主席已經提出了建立和諧社會的六個方面。依我的觀點，標準其實只有兩個：一、就是矛盾要越少越好；二、矛盾出現后，應該有一套機制使矛盾合理、順暢、和平地解決。兩個方面都非常重要。從第一個標準來看，“五個統籌”非常重要。

　　不和諧“癥狀”

　　《21世紀》：目前我國社會存在哪些不和諧的問題？其原因是什么呢？

　　陸學藝：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都是新概念，發展觀以前也有，實際卻是只增長不發展。建國幾十年以后，經濟發展已經到了比較高的水平，但不夠和諧。比如我們的城市化率只有30%，而全世界的城市化率是50%。

　　劉福垣：關于城市化率，統計局農調隊的數據是27.5%，應該更準確一些。

　　首先是社會保障問題，改革開放后，我們對社會保障問題重視不夠。我國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前面八個字，是有實際內容的，“社會主義”就表現在“全社會”的概念上。在全社會總的剩余價值中，大頭要歸社會占有，用其來搞社會保障。現在有一部分要納入財政預算的社會保障沒有解決。

　　第二，土地批租是社會不和諧的一個重要原因。土地國有化和市場經濟的對接是租佃制，一方面批租的土地使用權轉到開放商，房價高漲，另一方面是大量的老百姓買不起房子，甚至租也租不起。

　　王紹光：胡主席已經提出了建立和諧社會的六個方面。依我的觀點，標準其實只有兩個：一、就是矛盾要越少越好；二、矛盾出現后，應該有一套機制使矛盾合理、順暢、和平地解決。兩個方面都非常重要。從第一個標準來看，“五個統籌”非常重要。

　　不和諧“癥狀”

　　《21世紀》：目前我國社會存在哪些不和諧的問題？其原因是什么呢？

　　陸學藝：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都是新概念，發展觀以前也有，實際卻是只增長不發展。建國幾十年以后，經濟發展已經到了比較高的水平，但不夠和諧。比如我們的城市化率只有30%，而全世界的城市化率是50%。

　　劉福垣：關于城市化率，統計局農調隊的數據是27.5%，應該更準確一些。

　　首先是社會保障問題，改革開放后，我們對社會保障問題重視不夠。我國要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前面八個字，是有實際內容的，“社會主義”就表現在“全社會”的概念上。在全社會總的剩余價值中，大頭要歸社會占有，用其來搞社會保障。現在有一部分要納入財政預算的社會保障沒有解決。

　　第二，土地批租是社會不和諧的一個重要原因。土地國有化和市場經濟的對接是租佃制，一方面批租的土地使用權轉到開發商，房價高漲，另一方面是大量的老百姓買不起房子，甚至租也租不起。

　　可以說，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我國經濟、社會、自然諸種矛盾交叉激化，產品、產業、區域、城鄉四個層次的結構性矛盾愈演愈烈。人們的收入差距超常規擴大，基尼系數大于0.4；社會保障不到位，義務教育“不義務”，低收入階層住宅嚴重短缺；廣大人民群眾不敢消費和無錢消費，從而造成銀行存款超常規增加，消費品超常規積壓，就業形勢日益嚴峻，社會犯罪率不斷提高；內需嚴重不足，片面依賴外銷，租、稅、費和利潤幾乎全部送給外國和香港的經銷商，靠壓低或克扣農民工工資獲得企業利潤和貿易順差；地方政府企業化傾向，行政區劃和經濟區劃矛盾日益尖銳，區域同構日益嚴重，只講對外開放，不講對內開放；城鄉收入差距由1985年的1.9倍，擴大到目前的4倍以上，小生產方式凝固化，農業收入已經不能維持農戶經濟的簡單再生產，新增就業崗位不如新生農業人口多。再不轉變發展觀我國將要重蹈拉美覆轍，陷入“現代化陷阱”不能自拔。人們終于認識到把增長當發展的嚴重后果，認識到增長方式轉變和生產方式轉變不是一回事。

　　丁寧寧：根據發展中心社會部的研究，“十一五”期間特別值得重視的社會問題有三個：就業、收入分配、社會保障。防止矛盾的激化，必須把促進就業、提高就業質量作為政府社會政策的首要目標。

　　在收入分配問題上，則應著重“打擊官商勾結的非法高收入，保證低收入家庭的基本生活”。

　　在社會保障問題上，則需要進一步轉變思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社會保障改革問題上，過多地強調減輕財政負擔，導致新體制的覆蓋面過低。在就業問題難以徹底解決，收入差距繼續擴大的情況下，社會保障制度是保持社會穩定的最后一道防線。但是目前以保險為主的社會保障思路，卻將最需要救助的弱勢群體排除在外。結果一遇風浪，政府還是要承擔“兩個確保”的責任。因此，“十一五”期間需要轉變思路，在“兩個確保”的基礎上，建立以政府財政為依托、城鄉一體化、“低水平、廣覆蓋”的社會救助制度，以保持經濟發展過程中整個社會的穩定。

　　陸學藝：我覺得，我國當前最大的不協調是經濟與社會不協調，經濟結構跟社會結構不合理，經濟結構跟階層結構不合理。2003年農業生產只占14.6%，占72.5%的人分14.6%的GDP，所以農民窮。區域結構方面，東西部的差別不在城市，而在西部的農村跟東部農村的差別。十六大提出來“城鄉差別、區域差別、貧富差別”之后，到目前這種差別有增無減。

　　經濟結構的核心部分是產業結構，社會結構的核心結構是階層結構，而現在我國經濟結構、階層結構都存在不合理現象。1995年以后，從國有企業改革開始，這10年不光是存量的分配不合理，而且先富起來的那部分人富得更快了，另一部分人收入減少得卻更快了。強勢階層拿得太多，而有些弱勢階層連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沒有。

　　現在出了三種人，問題嚴重。第一是減員增效、分流下崗后的失業工人。第二是失地的農民，失地農民目前有四千多萬。第三是失房子的居民，包括北京市這種大城市，拆遷之后的居民，也存在失房問題。

　　王紹光：中國社會存在著“攀比心理”，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而且這種心理正有愈演愈烈之勢。從某種程度上看，它對刺激經濟發展的確有積極一面，但另一方面，它對社會發展卻是不利的，會造成家庭、社會等許多方面的不和諧。攀比心態導致的一種狀態就是社會公民的高度緊張，有一項調查指出，中國人的不安全感正不斷上升。

　　構建和諧社會

　　《21世紀》：我們應該從哪些方面著手構建“和諧社會”？

　　陸學藝：構建和諧社會，首先應該要建立一個合理的社會結構。胡錦濤強調今后要進行加強調查研究，有很強的針對性。過去我國經濟調查力度很強，社會調查就弱很多。今后要全面分析和把握社會建設的管理跟發展趨勢，要加強對社會結構發展變化的調查研究，深入認識和分析基層結構。

　　劉福垣：要想建立和諧社會，不能離開中國特色，不能離開社會主義。我國目前面臨著社會保障、就業問題、教育投入三大發展難題，都要靠發展觀的轉變來解決。不是生產力發展水平問題，不是經濟實力問題，而是分配關系問題、發展戰略問題。

　　我們要樹立以“中”為重的發展觀，它主要包括如下五方面內容：

　　第一，加速中等城市擴容。我國工農兩種生產方式、城鄉兩元社會結構的轉化，要靠城市化來完成。這是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第一大任務，所謂戰略性調整就是通過人口城市化實現人口結構的調整。我們應該在市場機制推動和政府引導下，形成大、中、小結構合理、配套完整的城市體系。目前我國的城市化嚴重滯后，城市結構扭曲，在660多個城市中絕大多數是小城市，還有數以萬計的規模極不經濟的小城鎮。缺少百萬級的大城市。因而當前急需把相當數量的中小城市發展為大中城市。我們不應該片面強調發展小城鎮，不能把小城鎮看作中國實現現代化、城市化的主要途徑。

　　第二，啟動中部崛起戰略。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第二大任務是區域結構調整。中部地區是我國東、中、西三大經濟板塊矛盾轉化的關節點，是啟動內需、解決就業問題、形成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戰略決戰地區。從經濟發展規律來看，東、中、西三大地區發展不平衡的矛盾要靠中部大發展來解決。

　　第三，重視中間產業發展。產業結構調整是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第三大任務，中間產業是產業結構矛盾轉化的關節點。產業結構調整的主要任務和最大難題就是這些剩余勞動力向何處去。中間產業是吸納剩余勞動力的蓄水池，其中第三產業、建筑業的就業潛力和彈性最大。

　　首先，我們還必須大力發展傳統服務業。服務業的發展是和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社會化同步的。目前我國服務業同國民經濟發展的要求差距太大，許多城市的功能不健全，主要是服務業功能不健全，發展服務業本是當務之急。

　　其次，我們必須把教育當作基礎產業來發展。對教育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地位，我們應該重新認識。不應再把教育放到社會文化事業領域，而應該放到經濟領域。教育是一個產業，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產業、先導產業。教育是加工人的產業，教育產品是不同層次的合格的勞動力。

　　最后，建筑業的發展必須適應人口城市化的需要。建筑業是我國目前和未來長盛不衰的支柱產業。其中作為進城農民定居工程的居民住宅業，應該是重中之重。建筑業的大發展將帶動50多個行業的發展，為就業提供的崗位是相當可觀的。

　　第四，擴大中等人才隊伍。在我國，知識經濟、信息經濟、新經濟的呼聲比美國還要高，片面強調中國特色的風頭一變，又片面強調全球一體化，忽視中國特色，幾乎忘記了我國當前的發展階段。在人力資源的開發上，更是單打一地強調培養高學歷、高科技人才，爭奪高學歷、高科技人才。在國民經濟發展的任何階段上，高、中、低各級人才都是相對的，缺一不可的。關鍵是要有一個合理的組合結構。

　　我國目前急需有專業資格認定的中等技術人才。與發達國家比我國的大學生比例還十分低，但同我國的發展需要比大學生卻相對多了。許多大學生找不到工作，不完全是擇業觀念不務實。

　　第五，提高中等收入階層比重。這個階層不是有中等規模的金融資產，就是有中等水平的人力資本，他們有消費結構升級的欲望和能力，有投資向更高層次發展的沖動和可能。這個收入層次人口數量的多寡決定一個社會的穩定度，決定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實際水平。

　　王紹光：我認為，應該對和諧社會追求目標的實現手段先后排序。

　　首先，應該是建立社會救助體系。任何社會都應該有這種救助機制。中國古代有以民間救助為主的“義倉”、“義田”，西方也有濟貧院。現在我們在寄希望于這種傳統民間救助方式時，還應該加強社會救助。在現代社會里，濟貧首先是政府的責任。

　　目前中國大約有6千萬人處于無助狀態，我們現在的著眼點應該是放在社會最無助的群體身上。以前曾有“造血”的說法，提倡“開發式扶貧”，但是事實證明，這些人大量是老弱病殘，本身就“缺血”，只能救助，“造血”無濟于事，目前中國城市和鄉村都有這種人。

　　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1979年之后，農村貧困人口絕對數一直下降，但這個數字卻于2003年罕見地反彈，2004年有所下降，但幅度不大。可見，用過去的經驗來扶貧，已經很難使貧困人口進一步降低，這些人或者是由于自身體力和智力方面的障礙，或者是由于自然環境十分惡劣，不可能靠“造血”。城市里也有部分人亦是如此。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返貧率是非常高的，具體數字很難統計，但至少有20%至30%的人剛脫貧又返貧，這些人是非常脆弱的。這時就需要有社會體制為其提供救助。

　　其次，我們應該提高所有人的基本能力，主要包括基本保健和基礎教育兩大內容。先說基本保健，跟其他國家相比，我們國家的基礎還是比較好的。但這種基礎卻是在1978年以前打下的。我在《中國公共衛生的危機和轉機》一文中提出過一個需要注意的情況，即1965年-1978年，中國公共衛生事業發展很快，但在1978年至今卻發展非常緩慢——不僅比發展中國家國家慢，而且比發達國家還慢。要知道發達國家由于基數大，發展緩慢是可以理解的，但這種現象發生在中國身上，則說明出了問題。目前中國只有1億人左右享有十分基本的醫療保障，絕大多數人沒有醫療保障。在全部醫療費用中，民眾掏腰包的比重達三分之二，高于世界上大多數國家。2003年進行的普查發現，有超過40%的人得了病不去就醫，這是很高的比重，20年前不會這么高。相比之下，我們的健康支出已經比20年前大大提高，從占GDP的3%升至約6%的水平。

　　再說基礎教育，實際上長期以來中國的義務教育還是有收費的。雖然最近兩年政府相繼出臺了相關政策，強調增長的教育經費將會向農村傾斜，但是還需要觀察。目前的教育問題在于大量的資源集中于重點學校和高校，這種做法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既不公平也沒有效率。

　　如果人在基本能力方面沒有獲得平等的話，也難以獲得機會平等，因為基本能力的差異將會帶來未來機會的不平等。

　　第三，應該建立社會保障體系，主要是醫療、失業、工傷、養老等。我們的社保面還很小。例如工傷體系補償機制非常弱，頻發的煤礦事故就是跟這種機制失效有關。其實在煤礦工傷中，除死亡外其他事故也應列入考慮范圍，像“矽肺”也是一種對礦工的普遍傷害，卻沒有得到應有的補償。事實上，以前工傷方面條例很多已經不符合現代保障的原則，如還將明確工傷的責任作為補償的前提，而其它很多國家不管誰的過錯，一律補償。今年開始實施的新的工傷條例雖然有所進步，但還是有這方面的缺陷。

　　再拿養老來說，中國現在多是獨身子女家庭，靠家庭解決養老問題很困難，隨著人口老齡化社會的加速到來，中國還沒有足夠的時間為養老做準備，現行的養老機制將不適應未來的發展，這方面政府應該早作準備。否則20年后，這將成為社會不安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個步驟，應該解決社會不公問題。我傾向于建立一個公平的社會，但中國的現狀是資源有限，如果把解決社會不公問題放在第一位，因為我認為可能會“欲速則不達”，在資源分配方向會忽略了上述其他三個方面的問題，而且可能會把資源用在錯誤的地方。而從歷史上看，中國地區差異等不公平現象是自古就存在的，我并不是想為其辯護，事實上，胡鞍鋼，康曉光和我是中國最早一批強調解決地區差距問題的人，我們早在1993年就開始提出這方面的觀點。但是我認為應該有長遠的眼光來看這一問題，在當前有限資源的前提下，應該把資源投入最緊迫的地方，這樣可以使中國的社會矛盾會更少一些，因為當前的主要社會矛盾都與上述前三個問題有關。

　　《21世紀》：從制度建構的角度看，如何實現社會和諧呢？

　　毛壽龍：我覺得，要有一個有效的領導機制和工作機制，要解決一些重大的和突出的問題。在推出政策之前對問題要有一個基本的理解。要比較系統地思考和諧社會的問題。一是要從技術上思考，第二對當前問題的思考和政府運作的思考，并從制度上去思考這個問題。

　　城市和農村的沖突，總是以城市剝奪鄉村的方式出現，人和自然的沖突總是以人剝奪自然的形式出現，階層的沖突總是以強勢的群體剝奪弱勢的群體出現，經濟和環境保護總是以經濟對環境資源的濫用方式出現。

　　我國制定政策的人基本上都在城市，以城市的需求來解決農村問題，城市宏觀需求不足，所以要提高農民收入。很多政策往往是從強勢的需求來制定，而不是從弱勢的角度去思考問題。

　　以行政的、強勢的方法去解決沖突的問題，往往會導致越想解決問題，問題越嚴重。最后提出的很多方法倒是有利于城市，而不利于農村的，有利于人，不利于自然，有利于發達地區，不利于不發達地區。

　　政策上，我們不應該用歧視性的方法去解決某個具體問題，而是應該把政策目標確定在確保公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比如失地農民就有一個基本權利保護的問題。基本的個人權利得到保障，尤其是弱勢群體的財產權、勞動權、居住權等基本權利得到有力的保障，是構建和諧社會的一個最基本的制度基礎。問題的界定可以是群體性的，但是政策的面向都要面向個體，是普遍面向任何一個個人的，也就是說不僅保護窮人的利益和權利，也保護富人的利益和權利。以人為本是以“個人”為本，不是說以“群體”為本。法制面向的是每個人的沖突，群體沖突通過法律就很難解決，因為群體問題，很難通過具體的政策加以落實和解決，否則只會導致法不責眾，讓矛盾越來越激烈惡化。

　　社會管理機制也很重要。和諧社會的建立必須通過社會組織，與社會自治的發展有關系。我國的村民委員會、城市的社區管理一直沒有發展起來。政府一定要鼓勵這種組織，以組織化的形式出現的沖突，比分散化的沖突要好。所以，要培育社會自治組織，培養行業協會。我們要從制度上去思考一些問題，為和諧社會提供一個比較好的制度基礎。

　　和諧社會還與自由經濟有關系，只有經濟是自由和競爭的，社會才有可能是和諧的。和諧社會的發展，應該跟自由的勞動力市場、資本市場以及可競爭的經濟是一致的。

　　另外，和諧社會一定是有良好政府。政府自身的建設，政府的行為是法治的。政府、企業和社會三者之間，政府要政績，企業要利潤，如果企業利用政府權力去鎮壓社會，坑害社會，政府利用企業來創造政績，兩相結合就犧牲社會。失地農民問題，拖欠農民工工資問題，其背后的利益格局就是政治與企業合作坑害農民利益和基本權利。

　　丁寧寧：長遠來看，社會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保持各個階層之間流動機制的暢通。中國歷史上之所以能夠維持較長時間的穩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孔夫子的“有教無類”和隋唐以來的科舉制度。教育觀念上的平等和“宰相出于青衣”的制度設計，使得封建王朝遇到危機時，不乏岳飛、曾國藩一類的可用之士。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雖然戶籍制度隔離了城鄉居民，但招工、考大學、當兵提干，還是給農村青年開放了一條進城的路。但現在，農民雖然可以進城打工了，他們的子女在受教育問題上卻備受歧視。特別是近年來，以改革的名義大幅度提高大學學費，斷了城鄉貧困家庭子女的大學夢。這不僅有損于高等教育質量的提高，而且堵塞了正常的社會流動渠道。如果不及時加以糾正，肯定會給轉型期的社會穩定帶來危害。

　　王紹光：從制度建設來看，最重要的是構建一個參與和協調機制，應該讓每個單位，各級政府都有這種機制。此外，社會的主要階層還應該在一個制度框架下進行合作和協商。例如工會和商會的代表就可以在政府主持下進行協商，以減少勞資矛盾。

　　過去中國曾經有“農會”代表農民的聲音，但1980年代初取消了。現在，民政部提出在農村要建立專業協會，但這還只是從技術及經濟生產方面出發，我認為關鍵還是要成立統一農會。

　　全世界的例子都可以說明，哪個地方的工人和農民組織得起來，哪個地方鬧事的可能性、規模就越來越小，采取的方式也越來越不激烈。工人農民組織起來后，讓他們有個舒緩的地方，參與到解決矛盾的過程中來，政府處于調節的位置，而不是用從上至下的方式解決問題，這樣有利用解決不和諧因素。

　　我認為當前的法制應該體現利益相關群體(Stakeholder)的利益，而不僅僅是股東(shareholder)和納稅人?taxpayer?的利益，這就需要政府有這方面的意愿。

　　除了制度基礎，我認為還要有心理基礎和文化基礎。我在香港上課，課堂上有來自香港、大陸、歐洲以及美國的學生，談到再分配問題，如富人多交稅以及向貧困地區傾斜等問題時，內地學生最不能理解的，認為稅高會影響經濟，十分為投資者擔憂；香港學生次之，美國第三，而歐洲學生則認為再分配天經地義。

　　丁寧寧：從工業革命開始的1760年，到《后工業社會的來臨》發表的1960年，西方國家不但經歷過殘酷的海外殖民和階級斗爭，而且還打了兩次世界大戰。目前中國的情況并不是政府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存在，而是我們面臨的挑戰是世界其他國家歷史上從來沒有遇到過的。作為一個人口增長先于工業化的國家，一方面國內的就業問題短期內難以解決，另一方面又面臨著國際上各種條件的約束。前幾年，一些經濟學家提出，中國已經進入經濟穩定增長的新階段。我認為是不可能的。在一年上千萬的新增勞動力尋求就業的情況下，只有保持經濟增長的高速度，才能緩解社會矛盾。

　　“構建和諧社會”與“發展是硬道理”

　　《21世紀》：中央提出“和諧社會”的概念，是否意味著“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原則的一個轉向？和諧與發展是否存在沖突？

　　丁寧寧：“和諧社會”并非是對過去“發展是硬道理”理念的修正，而是強調在發展過程當中，我們的思想不能走極端。毛主席說過，不發展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要發展就肯定要付出代價。沒有老一代人在計劃經濟時期奠定的門類齊全的工業基礎，改革開放就難以取得目前的成就。現在的問題也是一樣，“和諧社會”是新時期“發展是硬道理”理念的深化。只有認識的不斷深化，我們才能正確處理前進中的矛盾，我們的事業才能興旺發達。

　　陸學藝：我主張通過改革構建和諧社會，但是也要強調，不要忘了發展。發展是硬道理，發展過程中就是要解決貧困的問題，同時要改革戶口制度、人事制度、就業制度、社會保障制度、醫療制度等等。如果這些體制性的問題不改，那么越發展，社會差別越大，現有的這些矛盾就越大。

　　改革已經把容易改的都改了，有一定難度的、牽扯到相當一部分人利益的改革還都留著，這是下一步要重點解決的問題。

　　劉福垣：我們當然要繼續發展，但這個發展必須是全方位開放的發展，必須處理好對內開放和對外開放的辨證關系。發展的過程就是不斷開放的過程，不開放就不能發展。這是20多年來中國人民的切身體會，全國各地幾乎每一個人都得到了對外開放的好處。我國的對外開放事業，由點到線，由線到面逐步展開，直到今天加入了WTO，正在向經濟全球一體化邁進。

　　目前我國從上到下異口同聲強調對國外開放，調門越來越高，而幾乎聽不到強調對國內開放的呼聲。其實內外是相對的，開放這件事，其小無內，其大無外。我們應該樹立全方位開放的發展觀，處理好對外開放和對內開放的辨證關系。

　　同時我們還必須堅持內大外小的開放結構。我們主張全方位開放，是強調開放的方位要全，不能只講對外開放，不講對內開放。但開放度的設計必須堅持內大外小的原則，而不能相反。我國目前以國家為經濟體對外依賴度已經達到60%以上(2003年)，2004年有可能要突破70%。在目前的國際關系條件下，作為一個大國已經過大了。我們起碼要像美國一樣，保持在20%左右是比較合適的。

　　毛壽龍：嚴峻的國際環境也要求我們把發展放在首位。歷史上中國是一個沒把全世界看在眼里的國家。但最近160年，卻一直處于一種自卑的狀態，一方面看不起很多地方，一方面又過度崇拜某些地方，自卑加上缺乏自信，有時候又有些自大狂，讓自己很難正確認識自己，提出來的政策也很難符合實際，缺乏可行性。

　　王紹光：發展是手段，如果我們把手段當作目的，就會犯錯誤。首先，我認為建立和諧社會與發展是不矛盾的，如果把發展當成建設和諧社會的手段的話，沒有問題。但過去強調發展的“硬道理”實際上是強調了它的優先性，而這就導致一個問題，假設發展與社會救助之間存在矛盾，那么國家應該把本來應用于救助貧困群體的資金拿來發展經濟更有效——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該如何取舍？所以，在事實上，這種優先排序并不對，如果把發展作為硬道理之一，我就不反對。

　　(實習記者戴志勇、馬娟參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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