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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土資源部日前下發《關于完善征地補償安置制度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在補償標準、安置途徑、知情權、土地補償費分配等方面出臺了若干維護被征地農民利益的新規定：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的統一年產值倍數，應按照保證被征地農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的原則，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確定；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的總和達到法定上限，仍不足以使被征地農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當地人民政府可以用國有土地有償使用收益予以補貼；用地單位在同等條件下應優先吸收被征地農民就業；對被征地農民視不同情況，
分別實行農業生產安置、重新擇業安置、入股分紅安置、異地移民安置；在征地依法報批前，當地國土資源部門應將擬征土地的用途、位置、補償標準、安置途徑等，以書面形式告知被征地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戶，并應告知當事人對擬征土地的補償標準、安置途徑有申請聽證的權利；按照土地補償費主要用于被征地農戶的原則，土地補償費應在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內部合理分配，具體分配辦法由省級人民政府制訂；土地被全部征收，同時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撤銷建制的，土地補償費應全部用于被征地農民生產生活安置。
基于中國城市化的大背景和各地“經營城市”的小氣候，即使我們實行嚴格的農地保護制度，征用農地仍將加速，這是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客觀趨勢，無須對此大驚小怪。但必須引起全社會高度警惕的是，如果征地補償安置制度不公平、不合理、不規范，征地不僅會造成財富損失，而且可能引發社會動蕩，當前某些“開發區”土地撂荒現象以及被征地農民集體上訪問題已經給我們敲響了警鐘：征地補償問題事關農民的衣食飯碗、土地價值的再分配、全社會的安定團結，不可不慎！
透視諸多征地糾紛，不難發現焦點有二：征地是否出于公共利益需要；征地是否給予公平合理補償。許多征地糾紛的起因，乃是當地政府打著“公共利益”的旗號為開發商的私人利益服務，低價征地、暴力征地、違法征地，結果導致激烈沖突；即使國家基于公共利益考慮而征用農地，如興建基礎設施和大型工程，如果補償政策出現偏差，仍會產生諸多矛盾，畢竟市場經濟觀念已深入人心，很難要求農民“舍小家，顧大家”，何況農民作為低收入群體，若繼續提供“原始積累”，顯失社會公平。雖然《指導意見》相對于此前的征地補償安置規定已有重要突破，但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公共利益的確認”和“補償標準的確定”這兩個核心問題，而且有關規定過于寬泛，經不起進一步追問：被征地農民生活水平是如何衡量的？被征地農民是否有權參與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政府干預用地單位勞動用工之舉是否正當？聽證是否由獨立的第三方主持？聽證的結果對于補償標準和安置途徑有何影響？如何約束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合理分配土地補償費？
雖然其他國家不乏征地補償安置方面的成熟經驗，偏偏我們無法實施“拿來主義”，原因在于我們的土地制度和決策程序十分獨特。如果遵循市場經濟原則，“補償標準的確定”本來不成問題，以市場交易價格為基準，用地單位和被征地農民談判即可；而我國卻是國家壟斷土地一級市場，農村土地則屬于集體所有，因此不是用地單位和被征地農民談判，而是國土部門向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宣布征地政策，并且由于土地市場發育不良，難以發現市價標桿，于是按土地平均年產值的若干倍數確定補償安置標準，而土地平均年產值并不容易準確評估，倍數的確定更是彈性極大，從10倍到30倍都是合法的，因此“公平合理的補償標準”實際上難以確定。如果依據公共選擇程序，只有“出于公共利益需要”才能改變土地用途，這需要召開聽證會，規劃部門充分聽取各界意見，尊重利益相關者的意志，然后決定是否將農業用地轉為建設用地；而我國土地規劃是“自上而下”的，且缺乏穩定性，不受立法機關約束，也無需聽證程序，財政動機、部門利益、長官意志即可令規劃變臉，其間自然難以避免權力尋租。
《指導意見》的諸多內容相對于此前的征地補償安置規定無疑是一種進步，但它所能發揮的積極作用又注定是有限的。欲真正完善征地補償安置制度，必須從土地制度和決策程序的改革入手，賦予農民產權主體資格和公共選擇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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