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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美國聯邦調查局國際執行局局長ThomasV. Fuentes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專訪時說：“對余振東這樣的腐敗官員，我們會來一個，查一個，遣返一個。”另外，Fuentes先生表示，中美兩國已建起聯合打擊刑事犯罪的長效機制。
我們注意到，談及余振東的歸案，Fuentes使用了“遣返”而非“引渡”一詞。由于法律制度的差異，中美兩國尚未簽署引渡條約，在缺乏條約依據情況下，雙方無法啟動引渡
程序。
國際法上人員移交的形式，主要包括引渡、隨案移交、被判刑人移管、遣返四種，這里的遣返，主要針對偷渡和非法移民者。而余振東先是被美國以欺詐罪名判處12年監禁，再經過中美協商達成特別協議后遣送回國，并非法律意義上的“遣返”。
說到底，其歸案的依據，主要還是《中美刑事司法協助協定》和經過反復談判達成的個案協定。
2000年達成的《中美刑事司法協助協定》，是中美兩國在刑事司法合作上邁出的一大步，但該協定主要著眼于管轄、取證和物品移交等程序環節，在引渡嫌犯、沒收犯罪資產上尚無細致安排。
既然缺乏制度安排，具體個案便只能以談判形式進行政策抉擇。
余振東的成功歸案，對人們是很大的鼓舞，然而，在不久的將來，我們還將不得不面對更多的王振東、李振東，如果全部指望個案合作，不僅加大了司法成本，案件本身也會面臨一系列質疑，比如“攜款出逃的官員被承諾免死是否有悖平等原則”、“未經法庭審判承諾最高刑期是否違反刑事訴訟基本原理”，所以，個案合作必須轉化為國際合作反腐的長效機制。
所謂長效機制，首先是指各方都要充分認識國際合作反腐的重要性，互設常駐機構，相關部門加強溝通，積極進行情報交流和案件通報。在這一點上，正如Fuentes所言，中美合作進展迅速，在過去的兩年里，雙方都成為了《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締約國，布什也在去年發布命令，宣布禁止卷入腐敗活動的外國人移民美國，并在美國本土加強了沒收外國貪官非法資產的力度。這些都為雙方的合作拓展了廣泛空間。
當然，既然是長效機制，我們也不能光看人家的態度，個案中的討價還價，最終還是應落實為白紙黑字。如果缺乏規范的程序，一切談判都只能淪為桌上的利益博弈，缺乏穩定性和公信力。
在此方面，沒有國際刑事協助法是我國一個很大的缺憾。比如Fuentes聲稱，如果中方提出調查申請，美方將“來一個，查一個”。那么，該程序該如何啟動？我國又應由什么部門具體承擔這一溝通之責呢？在我國已簽訂的幾十項司法協助條約中，有的指定司法部負責，有的指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幾大部門固然都曾在以往個案中承擔過相應職責，但是，若溝通由固定部門負責，不僅符合國際通例，還將有助于建立順暢、穩定的聯系渠道。
另外，為了應對“死刑不引渡”這一國際法原則，應由什么機關，在什么前提下作出不施用死刑的決定？又由何機關按何程序正式對有關國家進行承諾？這些都是實踐中亟待解決與規范的問題。
國際合作，不僅是觀念扭轉、溝通加強的過程，也意味著法律細節的不斷完善。如是，合作才談得上可操作、有效率。只有《反腐敗法》、“國際刑事協助法”正式出臺，現行刑法、刑事訴訟法和引渡法均依照與國際公約銜接的標準予以完善，繁瑣的個案合作才將被穩定的長效機制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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