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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俊初
近年，在我國各項事業中，教育可謂被“發難”的“重災區”。“炮轟”集中于兩點，一是投資不足的供求總量矛盾嚴重，二是公平顯失的供求結構矛盾突出。對這兩個問題，教育部部長周濟日前表達了有關看法，作為我國最高行政主管部門官員，他的看法無疑值得充分關注。
關于總量矛盾，周部長在接受人民網專訪時（人民網2月20日訊）視之為教育現在所面臨的基本矛盾，表述為人民群眾對于優質教育的強烈需求和優質教育資源的供給不足，并感嘆“最難的是教育的投入不夠”。不過，周部長的基調分明不是憂心，而是樂觀，因為他首先再度提及了曾多次講過的巨大成就：過去幾年取得了歷史性的跨越式發展，突出表現為基本普及義務教育、基本掃除了青少年文盲的“兩基”實現和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19％、進入了國際公認的高等教育大眾化發展階段。這就不難理解，他對基本矛盾的表述定位于“優質教育”。
關于結構矛盾，周部長在接受《人民日報》記者專訪時《人民日報》2月20日）表示，教育公平是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教育部門要把怎樣處理好教育快速發展和教育公平間的統籌和協調，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來抓。但是，他談到的教育部今年將采取的兩方面措施卻非常微觀，一是在義務教育階段，對農村家庭貧困的學生實施免除雜費、免除書本費、住宿生實行生活補貼的“兩免一補”，二是加大對高校貧困學生的扶持力度，采取一系列措施建立起國家助學體系，幫助20％左右家庭比較貧困的學生完成學業（《人民日報》2月19日電）。
合而觀之，不難感覺到，對近年我國的教育事業，周部長有太看重跨越式發展成就而太看輕公平顯失問題之嫌——視總量矛盾為基本矛盾或許沒錯，定位“優質教育”在相對角度也無可非議，但這矛盾不僅永遠存在，而且在現實角度，其緩解的緊迫性無疑遠在結構矛盾之下。
近年，相伴教育的跨越式發展，國民占有的教育資源在城鄉、地區、階層之間的公平顯失也同步加劇。2月2日，《中國青年報》做了個關于教育公平問題的特別報道專題，披露的種種教育不公現象便觸目驚心，而湖南省教委原黨組書記等五位教育界曾經的高官聯名呼吁“遏制教育公平性的惡化趨向”，更反映了事態的嚴重性。城鄉公平顯失，這五位原高官援引了一個很直觀的反映2002年全貌的數字，占總人口60％以上的農村在全社會5800多億教育投資中只獲得23％；地區公平顯失，有個對比是典型寫照，2003年教育部副部長吳啟迪宣布我國高等教育已步入大眾化階段時，稱北京市的毛入學率達49％，而云南省2002／2003學年初教育事業統計公報顯示，該省的毛入學率僅8．64％；至于階層公平顯失，人人有切身感受，最明顯體現于合法化的擇校費之類“錢學交易”和暗行、或半遮半掩、甚至公開的“權學交易”。
對時下國民占有教育資源的公平顯失，絕不可等閑視之，因為其影響到我國構建和諧社會的大業。我們看到，2月19日，在中共中央舉辦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提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能力專題研討班上，胡錦濤總書記闡述和諧社會內涵中便提到公平正義，并指其就是社會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得到妥善協調，人民內部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得到正確處理，社會公平和正義得到切實維護和實現（《人民日報》2月20日）。就此而言，教育公平可謂重要基石。
道理很簡單，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接受教育的差距對應著收入的差距，教育不公平的發展會使收入不公平不斷馬太效應下去，惡化社會的利益格局，埋下城鄉、地區、階層等人際矛盾、緊張、沖突的隱患，與以人為本精神和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背道而馳。所以，嚴峻的現實提醒我們，不僅應牢記“百年大計，教育為本”的真諦和實現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重在振興教育這一基礎的道理，更應關注如何緩解教育不公的問題。
而扭轉國民占有教育資源的公平顯失，時下也具備了基本條件。在總體已越過了溫飽關、邁進小康門的我國，一個人正常的受教育權的保障不該成為大的麻煩，不論個人財力，僅靠公共的教育體系設計也應當能夠予以妥善解決，如今之所以還存在著不少問題，關鍵是因為體制、政策、管理等水平的與時俱進乏力。從根本上講，教育發展再怎么跨越，如果國民受教育水平的差距沒縮小就談不上成功，更別說發生差距擴大、甚至部分人難以上學的反常現象。
可以說，周部長披露的教育部今年將在義務教育階段和高校采取的措施雖是好消息，但微不足道、遠遠不夠。教育公平是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石，改善現狀應置于我國教育事業發展的首要地位，故需站到教育資源配置高度，對教育投資、規劃、政策、管理體制等動大手術。現實觀之，這不是行政主管部門教育部可獨立解決的，期待即將召開的全國“兩會”對此會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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