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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婦熊德明溫州維權的事兒過去幾個月了，可關于此事的討論至今還在繼續。春節期間，中央電視臺做了一期節目，請了一位法律界的嘉賓對熊作一番評價。此君毫不客氣地表示：熊德明不適合從事替農民維權的工作，她應當去做農民該做的事比如喂豬，可能會更適合她……“名人效應”雖能短時間解決問題，這個社會畢竟是法治社會，不是人治社會，不是一個人說了算……
對此評論，有人甚是認同，并發出意味深長的質問：“熊德明何時才能安心養豬？”而回顧熊德明溫州維權事件熱炒之時，也曾有一些對熊的做法冷嘲熱諷的聲音，比如，“她把自己當救世主了”、“熊德明討薪路徑強化了潛規則”云云。
本來，筆者對熊德明的做法除了同情和欽佩，也曾有保留態度，但看到諸君如此這般的“理性分析”，我突然偏有些“感情用事”起來，不禁想反問一下———熊德明怎么就該回去養豬了？
且不說回不回去養豬，熊德明自己有選擇的權利，最令人不解的是，人們可以容忍甚至欣賞某些“娛樂名人”、“文化名人”花樣翻新、令人反胃的自我炒作，卻偏偏對一個農婦不安于本分、弄出了一些聲音深感不滿。也許評論家們覺得娛樂界發生那些破事理所當然，而一個農婦不養豬，跑來不自量力地替人維權實在太反常，可以從“法制精神”、“社會分工”等角度作一番深刻的探析，實在是體現自己深度的難得話頭吧。給熊德明額頭上蓋上“養豬”的烙印———這算不算一種“農本位”的歧視呢？
再往深處說，一個農婦出來替人維權就會“強化了潛規則”，就是“人治”？所謂法治社會、法制精神，不可能從天上自己掉下來，也不會是“上帝說‘要有法治社會’，于是便有了法治社會”。法，無非人情，無非倫理的另一種表述方式，它必須由人一點一滴地推動。將民意推動和“法治”截然對立起來，無異于膠柱鼓瑟、刻舟求劍。在法治相對完善的美國，尚有各種“壓力集團”、“院外人士”通過壓力、游說促進國家法律、政策的改進。為何我們一個農婦替弱勢民工維權的舉動，不是被人理解為促進法治進程，反倒成了“強化潛規則”了？提醒這位評論家：你所說的“潛規則”，在某些群體中確實司空見慣、心照不宣，但又何曾眷顧過農民工這一群體？
長期以來，農民工權益遭到忽略，欠薪之嚴重，竟然需要一國總理親自過問，其情之切、其境堪憂！好容易盼來了個“名人農婦”出頭，讓農民工不再指望“跳樓秀”而是寄望于法律，這本是一個多么可喜可賀的進步呀！雖然囿于法治的不健全、熊德明自身水平的不足，維權行動基本以失敗告終，但這一舉動所蘊涵的“鯰魚效應”、“蝴蝶效應”、符號意義，以及對民工群體的心理暗示、對有關部門的道德壓力，客觀上卻具有非凡的象征意義和反思意義。
退一萬步說，中國養豬的農婦多以億計，不缺熊德明一人；她做點養豬之外的事情(即使有點堂吉訶德)，可能價值更大。真納悶有關專家和學者為何偏要她“安心回去養豬”？齊秦有首歌里唱道：“人能仰望，就是幸福。”或許，對有些專家和學者來說，我能“俯視”，更是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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