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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伊始，一項旨在為農民工改善就業環境的“春風行動”就在全國啟動，全國各地的媒體都大量報道了這一行動的主要內容，如創造就業崗位、免費提供就業咨詢和職業介紹、打擊黑中介等，許多地區都取消了帶有歧視性的就業政策、不合理的收費。凡此種種，目的都是為了解決春節后從農村流入城市的大量民工的就業問題，都是為了讓民工能夠快速有效地融入城市經濟生活。由于“春風行動”才剛剛起步，這項來自行政命令的政府行為能夠收到何等實效，還有待觀察，但值得贊許的是，在就業形勢并不樂觀的大背景下，國家勞動部
門能把工作著重點放到民工身上，實屬不易。
農民工大量流入城市，緣于比較效益的拉動，但許多年來，民工在城鎮就業一直處于自發、無序和松散狀態。農民離開土地和親人，獨自漂流到城市，在非法勞務市場蹲守，或者靠著親戚朋友的引薦，如果能夠得到一個工作就會謝天謝地，至于要承受怎樣不公平的待遇，能否及時拿到血汗錢，都無法過于計較。自從2003年重慶農婦熊德明請溫家寶總理幫助討薪以后，民工的權益、福祉成為全社會持續關注的熱點，為民工討薪、民工工資清欠也成為各級政府的一項重要工作。從輿論環境看，民工待遇甚至成為一條高壓線，任何侵犯民工利益的行為都會受到全社會一致的討伐。2004年底，北京市委書記劉淇到朝陽區百子灣工地看望民工，他深情地說，“今后北京人不再稱你們是‘外來務工人員’，應改叫‘來京務工人員’，大家都是一家人！”他的這番表態再次凸現城市管理者對民工的熱情接納和關心重視。與此相對應，收容制度被廢止，許多城市取消了農民就業范圍的限制，對民工進城的法律限制也放開了，城市對農民敞開了懷抱，民工融入城市的進程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加速了。
但不可否認的是，無論政府以怎樣的姿態對待民工，民工仍然是城市的弱勢人群，他們的工作沒有保障，居住環境惡劣，子女上學問題難以解決，福利保障更是剛剛起步，民工在城市里仍然找不到歸宿感，處于無根狀態。民工的不穩定影響整個社會的穩定，成為城市管理者的一大心病：民工太多，城市的容納能力面臨嚴峻考驗，民工進城減少，許多企業又遭遇“民工荒”。可以這樣說，全社會對民工的“人文關懷”與城市管理者面臨的實際困難已經形成了嚴重的對立，這兩者之間的張力已經積累到了一定的程度。
如果不滿足于正在我們社會形成的對民工的人道氛圍，如果看到城市管理者的兩難處境，我們就不得不思考這樣的問題：如何才能一攬子解決民工問題？民工的去向到底在何處？從政府決策的角度考慮，到底是該讓農民固守在土地上，還是鼓勵他們流入城市、并且成為真正的城市居民？這個課題無疑是龐大的，但同時也是急迫的，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和諧社會的構建，都依賴于這個課題的解決。
回想民工潮的形成到民工關懷的濫觴，民工進城的整個態勢是缺乏政策引導的，政策的缺失與滯后客觀上把民工置于盲目與混亂的境地里，解決民工問題的社會成本因此被加大。到目前為止，關于農民去向的政策信號仍然是含混的，從農村看，免除農業稅、退耕還林、財政直補雖然給農民帶來了明顯的實惠，但還不足以把農民留在土地上；農村城鎮化的速度雖然在加快，但中西部小城鎮能夠為農民提供的就業機會仍然很少，在不少農業大省，農民就地安置的希望并不大。從城市看，雖然城市管理者和城市居民對民工不再抱以冷漠和敵意，但是，以國民待遇安置民工的成本是極為高昂的，我們的社會能否支付這樣的成本還存在疑問。此外，戶籍制度的限制、城鄉文化的巨大差異也制約著民工融入城市，且不說一些大城市對民工的容納能力已經逼近極限。
“春風”雖好，難免一刮而過，解決民工問題，還需要全盤的政策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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