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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0日《新京報》報道，2月18日，布什在白宮簽署《2005年集體訴訟公平法》，據說，這一法案的簽署，標志著美國在結束其“訴訟文化”方面邁出了關鍵的一步，有助于減少輕率的法案訴訟，恢復美國法律制度的平衡。美國自有美國的國情，它對集體訴訟的態度，自有其根據。但在我看來，我國的集體訴訟不但不應限制，而且還應當加強。
為什么？就是因為我國的集體訴訟制度的重要作用還沒有充分發揮出來，就差不多
被叫“緩行”了。
在我國，所謂的集體訴訟叫做代表人訴訟。在1982年的《民事訴訟法(試行)》中，沒有規定這個制度。1985年發生了“安岳種子案”，安岳縣1569戶稻種經營戶訴縣種子公司水稻制種合同案，安岳縣法院借鑒國外集體訴訟案件的經驗，只由田安邦等三個人作為訴訟代表人進行訴訟，結果1569戶農民勝訴，獲得賠償。代表人訴訟制度的試行，極大地節省了訴訟當事人的成本，節省了國家的訴訟資源，方便群眾，方便審判，充分地顯示了它的進步性和生命力。
進而導致在1991年修訂《民事訴訟法》時，明確規定了兩種代表人訴訟制度，一種是人數確定的代表人訴訟，一種是人數不確定的代表人訴訟。這個制度的設立，既有立法的借鑒，又有自己的司法實踐經驗總結，確實是不錯的。
在司法實踐中，代表人訴訟制度在剛開始的時候還是起到了很大作用的。但最近一些年來，這個制度的施行并沒有獲得更好的成果。
原因有以下幾點：一是群眾的接受程度還不夠，沒有充分認識這種訴訟制度在保護自己權益方面的積極作用，特別是在公益訴訟中，更是如此；二是很多法官不愿意實行這樣的制度，原因其實比較狹隘，是因為多數法院按照法官的辦案數量計發獎金，因而將人數眾多的案件拆開分成不同的案件，大大地增加了工作量，也就增加了法官自己的收入；第三個原因最為重要，那就是在代表人訴訟中，代表人所代表的人數眾多，弄不好容易形成群體事件，怕影響安定團結，因此讓集體訴訟“緩行”。
人們寧可將代表人訴訟案件拆散，也不愿意讓法官辦集體訴訟案件“節省獎金”。
前兩個原因容易解決，可后面的這個“緩行”原因，幾乎就要把一個好端端的代表人訴訟制度扼殺了。
正像美國總統布什所說，“集體訴訟如果運用得當，可以使美國的法律制度更有效率，保證受害人獲得相應的賠償”。我國的代表人訴訟制度也正是這樣，它在保障受害人的賠償權利，節省國家有限的司法資源，特別是在積極研討和試行的公益訴訟方面，以及解決人數眾多的群體訴訟案件，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我想，我們的司法機關的領導者和法官們，思想和胸襟應當更寬闊一些，不要更多地看到自己的利益，也不要唯唯諾諾地怕“出事”。其實，一個代表人訴訟處理好了，就直接解決了一個可能成為群體事件的大問題，維護了一大群人的合法權益，豈不是更有利于安定團結？為什么就一定要想到代表人訴訟案件的人數眾多，就一定會影響安定團結呢？
至于美國立法限制集體訴訟為了避免“集體訴訟可能被人利用以獲取個人利益，律師會選擇能夠獲得最大賠償的州的法院進行起訴，而原告本人得到的只是被起訴公司提供的值不了多少錢的優惠券”等弊端，在我國的代表人訴訟中應當借鑒，但起碼目前這種弊端還沒有明顯表現出來，還不至于要限制它。
因此，我的主張是，我國的集體訴訟制度不但不應當限制，不應當“緩行”，而且要更好地加強。
□楊立新(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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