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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05年開始，GDP數字在地方經濟發展中失去了“標志性”意義。與此同時，中央通過一系列政策手段逐步上收土地控制權，地方失去了發展經濟的一個重要“法寶”。此外，隨著稅改的推進，地方稅收也將進入遞減通道。這些意味著地方政府主導經濟發展的原有模式已經階段性結束。
盡管相關政策的出臺導致了地方經濟的不適應，但卻是宏觀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
推導的結果，體現了“諸侯經濟”轉型變遷的需要。
一些地方政府對當前宏觀經濟政策的轉變不理解，甚至認為宏觀政策帶給地方經濟的影響是“無解”的，希望政策回歸。這種心態反映出地方對下一步經濟發展的迷茫。自上世紀90年代提出建設“市場經濟”，地方政府試圖實現“推進市場化”和“彌補市場失靈”的雙重目標。而在操作層面，“雙重目標”非但沒有為界定政府與市場的效率邊界提供路徑，反而成為“諸侯”思維轉變的制約。
況且，到目前為止，地方政府“推進市場化”與“彌補市場不足”這兩項任務實際上都沒有完成，甚至遠遠偏離預想的目標。這不僅源于“新自由主義”的誤導性，更直接的原因在于市場和政府兩種力量形成的“惡性循環”。
兩種力量的拉鋸過程盡管以互相補充為目標，但實踐中呈現出的更多是“沖突”：首先，雙方力量不對稱，政府可以管理、調控甚至操縱“市場”，而市場卻根本約束不了政府。其次，政府往往低估了經濟體系的自我調節能力，在補臺的“火候”把握上往往“過猶不及”。類似狀況不勝枚舉，例如為了避免“惡性競爭”卻制造出了“人為”市場分割。第三，市場扭曲是市場本身的不足所致，還是行政干預帶來的。如果是前者，政府補臺正當其時，盡管仍面臨“度”的拿捏；如果是后者，則只能“越補越亂”。
地方政府的主戰場在管理、協調整個社會，而經濟發展只是一個部分。過去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中的權重太大，以“太陽”自居，認為是經濟發展的能量和動力的主要來源，“政府應該支配經濟發展”成了思維慣性。然而從現在開始，地方政府必須學會如何做“月亮”，而其不可或缺的作用在于：經濟“地球”沒了“月亮”的作用就可能偏離軌道。
從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來看，政府在經濟與社會的發展中的中心地位，不是作為經濟增長的直接提供者和要素資源的配給者，而是作為市場的合作者、催化劑和促進者。為此實現政府職能的切換是必要的，其核心是轉移“主戰場”，實現“市場政府”向“社會政府”的轉型。
“社會政府”主要特征如下首先是“非壟斷型政府”，政府通過自我行為約束和法律約束，擺脫對資源配置的“壟斷狀態”和直接干預，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真正發揮主體作用。其次是“非經營型政府”，從專注“經濟發展”轉向關注多層面的“社會問題”；從“行政手段”為主轉向“法律手段”等其他的社會管理手段并重；從經營城市、經營土地轉向提供“經濟性”的公共服務。第三是“競爭型政府”，能夠通過體系內部競爭管理實現優勝劣汰循環，從而保持政府職能處于效率不斷上升的通道。第四是“誠信型政府”，政府的公信力盡管同其強大的資源控制能力有關，但其基礎來源則在于能否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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