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跨國經營風險透視

　　海外博弈，交足了學費

　　四川省原副省長李達昌的被捕，使中國四川國際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川國際”)8年前在烏干達歐文電站項目上的慘敗重新浮出水面。而“中航油事件”依然余波未平，其后續處置仍是輿論關注的焦點。

　　“走出去”是當下我國企業界一個熱門詞語。近年來，包括境外投資和對外承包工程、勞務合作在內的我國對外經濟合作增長迅猛。然而幾次“折戟沉沙”的教訓敲響了警鐘：進軍國際市場必須嚴防風險。

　　當跨國經營風險凸現時，中國企業常顯得十分笨拙和幼稚，以致犯下“低級錯誤”，錯失補救的良機

　　中國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加坡公司”)投機期貨巨虧5.5億美元一事曝光，海內外輿論嘩然。當跨國經營風險凸現時，企業應以怎樣的態度和措施積極應對？中國企業常顯得十分笨拙和幼稚，以致犯下“低級錯誤”，錯失補救的良機。

　　世界著名風險評估機構標準普爾發表評論說：在危機顯露之初，其實新加坡公司只需5000萬美元即可解圍。且不論這個判斷是否準確，但是在一些細節上如果新加坡公司及其母公司換一種處理方式，也許會出現不同的局面。

　　事件的核心人物——新加坡公司原總裁陳久霖在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透露了一些不為外人所知的詳情，讓人們了解到新加坡公司的母公司中航油集團處理危機的幾個細節：“中航油集團2004年10月3日就開始了解到事件的嚴重性。當時的賬面虧損為8000萬美元，如果那時集團決定斬倉，整個盤位的實際虧損可能不會超過1億美元。然而，集團領導大部分在休假。9日，新加坡公司正式向集團提出書面緊急請示。如果當時斬倉，實際虧損應為1.8億美元。然而直到16日，集團才召開黨政聯席會議進行研究�！�

　　假如真相果然如此，最值得回味的是中航油集團領導的工作態度，難道真是國企領導“不花自家的錢不上心”嗎？

　　陳的一面之詞是否完全可信還有待證實，他的說法與中航油集團領導的表態有諸多矛盾之處。但中國的跨國企業沒有建立完善順暢的危機處理機制，遭遇風險時或驚慌失措或束手無策或消極等待的現象是廣泛存在的。在這個意義上，“中航油事件”作為防范跨國經營風險的反面教材，值得深入研究。

　　我國企業“走出去”面臨的最大風險不在外部環境，而在自身管理。很多看似“天災”，背后卻總少不了“人禍”的影子

　　中川國際兵敗烏干達，是一次海外風險毀了一個企業的典型案例。這家當時剛升至全球承包商500強第141位的外經貿公司，卻因烏干達歐文電站項目突然虧損8300萬元，并遭遇嚴重的國際信譽危機，在隨后7年里沒有新項目。公司1996年度報告將項目失敗原因簡練地概括為：標價過低，合同本身存在嚴重缺陷，周轉資金不足，加之業主代表及監工多次制造障礙，導致該公司被終止雇傭關系。對中川國際作過深入調研的邢厚媛認為，低價競標，在項目實施中途資金周轉不開是引發危機的基礎原因，但最后真正導致項目失敗的是管理不善。她說，歐文電站項目啟動后，國內去了5家工程公司，作為分包商。中川國際派去的項目經理和各分包商領隊的關系一直沒有理順，在工程進度和質量上互相扯皮，不能統一協調。工期過了60%，他們卻只干完30%，這是業主方最大的不滿。

　　“走出去”栽了跟頭的企業，遠不只中航油和中川國際兩家，有的是因為戰爭，有的是因為市場波動，有的是因為受騙。有人視跨國發展為畏途，以為海外布滿了地雷和陷阱。但是專家認為，我國企業“走出去”面臨的最大風險不在外部環境，而在自身管理。很多看似“天災”，背后卻總少不了“人禍”的影子。

　　“中航油”投機期貨巨虧等事件，使近年來津津樂道于“走出去”的中國企業又一次看到了“風險”的警示。商務部研究院副院長沈丹陽說，無論企業、政府還是理論界，目前對防范跨國經營風險都還缺乏全面、系統的研究。企業自身，以及對企業防范風險有重要作用的相關政策環境、管理體制還有諸多應當檢討的地方。

　　很多企業根本沒有考慮清楚自己的跨國經營行為要付出多大成本，就貿然行事，面子上轟轟烈烈，骨子里卻在吃虧

　　商務部研究院跨國經營研究部主任邢厚媛指出，很多企業對自己從事跨國經營的目的并不明確。她組織的一次專題調研顯示，多數企業在回答“走出去的首選目的”時，填的是“開拓國際市場”。

　　“開拓市場是對的，但不能為開拓而開拓。”她說，“如果開拓了而沒有效益，還不如老老實實呆在國內。首先要明確開拓什么和怎樣開拓才能盈利，很多企業根本沒有考慮清楚自己的跨國經營行為要付出多大成本，就貿然行事，面子上轟轟烈烈，骨子里卻在吃虧�！�

　　她認為，國家對“走出去”的戰略意義是明確的，但是國家戰略和企業戰略是有差別的，企業戰略要比國家戰略更精確，要符合自身實際。國家鼓勵做的，不一定每家企業都能做。不少大型企業，特別在計劃經濟時代不需要自己制定戰略、甚至不需要自己負責采購原材料和銷售產品的國企，容易在這個問題上頭腦發熱。

　　與發達國家的跨國企業不同，中國企業一個尷尬的困境是：走出國門經營，必須按照當地市場經濟規則運行，而中國企業自身還沒有建立符合市場經濟規則的現代企業制度，思維方式、治理結構、管理水平有種種不完善之處，企業的盲目行為大量存在。

　　沈丹陽談到決策機制的問題時說，目前中國企業的決策多呈現為“單線報批模式”：經辦人員——部門負責人——分管副總——總裁。這種模式的弊病是，盡管項目經過了層層把關，直至企業最高層“集體研究”決定，但研究論證往往不夠充分。國際上一些大企業的決策模式則更有科學性：報告每到一定層面，都要“橫著走”，比如召開跨部門的會議進行專項研討，甚至到企業外部去征詢專家意見。

　　“單線報批模式的有利之處是易于確定責任，但從規避風險的角度看則是簡單草率的。”他說，“事實證明，失敗的決策往往都是這種簡單模式的產物�！�

　　作為國內企業“走出去”最大資金后盾的官方出口信用機構至今沒有專門立法，這在國際上幾乎是絕無僅有的

　　從一定意義上說，企業經營風險在很大程度上是資金使用風險，資本實力是企業規避和防范風險的核心因素。相較西方大型跨國企業，中國企業的資本實力還很弱，支持其從事跨國經營的絕大部分資金來源于銀行貸款。而中國進出口銀行是此類信貸融資的主要來源。截至2004年末，這家成立剛滿10周年的銀行共支持了490個對外承包工程項目、100個境外投資項目，貸款金額分別達到967億元和234億元。

　　盡管該行保持了較好的信貸資產質量，按五級分類口徑，年末自營業務不良貸款比率僅為5.28%。但也有知情人士指出，這家政策性金融機構的風險防范能力仍存在著外部政策和機制方面的制約和隱憂。首先是資本金不足，美、日、韓甚至印度相應機構的資本充足率、風險準備金都遠高于中國進出口銀行，這造成該行抗風險基礎薄弱。

　　其次是籌資機制不合理，缺乏穩定、低成本的外匯資金來源。目前該行一直是通過在國際市場發行長期外幣債券籌集所需外匯資金。這種資金籌集方式常導致錯失進入國際市場的最佳時機，加大融資成本，存在不穩定和成本比較高等弊端。而西方進出口銀行的運營資金絕大多數是來自于國家財政支持下的低成本資金，因此能為本國企業出口和海外投資提供更加優惠的貸款支持，增強其國際競爭力。

　　這家作為國內企業“走出去”最大資金后盾的官方出口信用機構至今沒有專門立法，這在國際上幾乎是絕無僅有的。這種局面導致中國進出口銀行的經營和監管無法可依，嚴重削弱了其風險防范工作的系統性和權威性。

　　政府要務之一是盡快完善責任追究制度，一旦主要因經營管理原因出現嚴重虧損的，對直接責任人和企業負責人嚴加處罰

　　沈丹陽說，盡管國家三令五申，當前在海外從事帶有博彩性質投機生意的中國企業仍不在少數。也有企業因“賭”贏了而欣喜若狂，但從近年總體情況看，失大于得。

　　“每隔三五年，就會有一次大的損失，只是以前虧得沒有中航油這么多，社會關注度也沒有這么高�！彼�說。據商務部統計，每年我國境外投資額一半以上是國務院國資委管的大型國企作出的�！爸泻接褪录�”又引發了對國企跨國經營監管問題的議論。

　　在日前召開的全國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工作會議上，針對“國資委管得太多”的說法，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再次表態，在過渡時期國資委對央企還得管，包括落實責任、簽訂責任考核意向書、建立公司董事會、選拔管理者等。

　　有專家認為，政府的要務之一是盡快完善責任追究制度。應當規定，跨國經營的企業，一旦主要因經營管理原因出現嚴重虧損的，就要像對出現礦難的煤礦領導一樣，對直接責任人和企業負責人嚴加處罰。當然，要賞罰并重，避免出現企業負責人因怕出事而喪失進取心的情況。

　　沈丹陽從另一個角度表達了看法：政府要轉變思路，多做促進性工作，不僅抓審批和政策制定，更要為企業提供公共服務。

　　他以信息服務為例說，現在常有各地方、企業負責人帶隊去國外考察市場，一般也就是三五天，要點資料，請當地政府官員介紹點情況，到某企業參觀一下。這種考察費時費力，卻難以得到可為企業決策依據的有用信息。而一些外國政府的做法是，成立專門的投資貿易促進機構，事先收集企業關心的問題，涉及方方面面，然后派專人到某國去，進行深入的專題調查，一去就是一個月兩個月。回來把調研成果詳細匯編成冊，所有企業都可以看，這給企業省掉許多成本。(據新華社北京2月17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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