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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林林
國家重點扶貧縣江西鄱陽縣部分農村近兩年家族“出譜”風盛行。某一宗氏為了舉行體面的“開譜大典”，往往要求同一姓氏村民按人頭每人交幾十元上百元，擺百桌酒席宴請外村賓客。這股家族“出譜”、“擺譜”風，不僅增加了當地群眾的經濟負擔，而且使部分村民為此產生種種糾紛。(2月14日人民網)
其實，家族“出譜”風在農村一些地方已經刮了好幾年。由于不少民俗學家認為國家盛世修史，民間編撰家譜也不宜禁絕，基層政府也就“順水推舟”，任其自然了。一般說來，在自愿的前提下，某一宗氏通過重編家譜，或尋根問祖，祭奠先人，或廣為聯絡，結識后人，也不是完全不可以。但值得關注的是，如果各宗氏競相“擺譜”僅僅“增添了當地群眾的經濟負擔”，那倒不難通過行政手段解決；關鍵在于，“擺譜”背后的利益博弈正在大面積污染社會風氣。
一是，以“譜”為媒，派生家族裙帶鏈。筆者有一朋友官至正廳，實權在握。此君在省城供職十余年，除直接親屬外，原來極少有同宗鄉親前來拜訪。誰知從前年老家修譜開始，找上門來的宗氏“晚輩”絡繹不絕，而且大多是在當地有個一官半職的鄉鎮以上干部———原來，重編的家譜成了他們“跑官要官”的“葵花寶典”；而懇請“叔叔”、“爺爺”“關心家鄉經濟建設”則成了他們伸手要項目、要資金的口頭禪。有的官員在宗氏中輩分較大，面對充滿鄉音的恭敬，一時之間連骨頭都酥了。于是，他們對來自同一宗祠的“侄兒”、“外孫”常常網開一面，以表同宗之情。
二是，抹殺歷史，間接為同族罪人涂脂抹粉。筆者老家有一徐氏族人，抗日時期認敵為友，橫行鄉里，魚肉百姓，解放初期被人民政府依法鎮壓。去年鄉里重修家譜，這個漢奸的“尊姓大名”不僅忝列其間，而且對其罪惡歷史竟然不著一字。有位參加過湘西剿匪的外姓長者對此大為不滿，一再要求家譜編撰者如實寫明其死因，但因屢遭反對，至今沒能如愿。其理由居然是“家譜不是‘紅旗譜’，只認輩分大小，哪管革不革命……”如此一來，不少家譜將半個多世紀的歷史一筆勾銷，甚至讓早已蓋棺定論的民族敗類與共和國的英烈們平起平坐，一道分享子孫后代的景仰與敬重。
三是，拉“族”為幫，建立排除異姓的利益共同體。過去幾十年，農村的封建宗族觀念已淡化得差不多了。但從重修家譜以來，“親不親同族人”的說法又開始被很多人認可。一些人利用這一點，或暗中聯手，欺行霸市，擠壓異姓村民的生存空間，或明火執權，無理取鬧，視異姓村民的人權為兒戲。在個別鄉鎮，連雞毛蒜皮的小事有時也會引發宗族爭端，甚而演變成大規模宗族械斗。而在村委會海選中，同宗同族更是成了部分心術不正的人大拉選票的“殺手锏”，體現平等、民主的村民自治結果被異化成了某個大姓人的一統天下。在這種情況下，指望異姓村民的政治、經濟訴求得到合理回應，通常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認為，對部分農村當下盛行的“擺譜”風，地方政府不能坐視不管，應該從構建和諧社會的高度來認識其間存在的問題，并及時采取相應措施，對家譜的編修體例進行適當規范。否則，一旦封建宗族勢力卷土重來，政府花費的行政執法成本很可能呈幾何級數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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