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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曉陽
《競報》2月16日報道，北京為吸引和鼓勵金融機構，出臺16項政策，其中一項是金融企業高級管理人員的子女，可在京參加高考，錄取時與北京市戶籍考生享受同等待遇。
眾所周知，我國教育水平發展不平衡，如果同一個考生參加不同地區的高考，將會
取得不同的高考成績。同時我國高考試卷和錄取分數線全國不統一，而不同考生的高考錄取分數又取決于其戶籍所在地。因此，同一考生將因戶籍所在地不同，享有不同的高考錄取權利。
針對我國目前高考錄取制度，不少考生希望通過“高考移民”的方式，由錄取線高的地區向錄取線低的地區遷移戶籍的方式，來取得最佳高考錄取權利。但因現行戶籍制度的規定，公民戶籍尚不能自由遷移。因此，無論高考考生主觀想法如何，客觀上大部分考生是不可能將其戶籍自由遷移到錄取線低的地區合法參加高考的。同時，針對“高考移民”現象，一些地方政府為了維護高考錄取制度的公正性，也不斷出臺相應政策，以制止“高考移民”合法化。
因此，“高考移民”能否成功，即能否取得當地合法的高考身份資格，成為這些“高考移民”必須首先解決的根本問題。如此一來，“高考移民”身份資格合法化的市場需求也必然“應運而生”。
既然有了這種現實的“高考移民”身份資格合法化的市場需求，市場供給也自然而然地“應運而生”。拉關系，走后門，請客送禮，行賄受賄的一些個人違法犯罪行為也時有發生。
與這些個人違法犯罪行為不同，有些地方政府為了本地區的經濟發展，主動出臺政策，為這種“高考移民”合法化提供政策性的制度保障。如北京市政府1997年就出臺了所謂“高考投資移民”政策。“這項政策規定，外地人員在京郊指定的試點小城鎮投資25萬元至50萬元不等，再在當地購買一套住宅，便可獲得北京市城鎮戶口，每戶不超過4人(其子女不應超過兩人)。”從而使一些移民高考生由此獲得了合法高考移民的身份參加高考(2004年6月28日《中國青年報》)。今年出臺的這個“高考金融移民”政策，只是更上一層樓罷了。
筆者以為，地方政府出臺使“高考移民”合法化的政策，違背了由憲法所規定的、我國公民在目前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平等權利，具體而言就是每個考生依法所享有的相對公平、平等的高考錄取權。
由于政治、經濟和歷史等等原因，我國高考錄取線目前尚無法做到全國統一。也就是說，政府目前尚無能力在全國范圍內使高考考生的錄取權利獲得全面平等。但是，在目前現行相關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政府是能夠做到相對平等的。制止“高考移民”的種種措施就是其一。
因此，“高考移民”合法化的政策，違背了教育平等權的憲法原則。
“高考移民”合法化的政策，源于社會經濟發展與社會公正、公民平等權的社會基本矛盾。面對這個社會矛盾，政府的選擇應當是什么呢？筆者以為，無論如何不能以犧牲憲法規定的公民平等權來一味發展本地區經濟。否則我們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也為社會穩定埋下了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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