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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舉世矚目的《京都議定書》正式生效。作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實施細則”，《京都議定書》旨在控制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排放量、抑制全球氣候變暖。其生效標志人類在保護地球家園方面邁出了重要的一大步。
當全球氣候變暖與工業廢氣排放因果關系為科學所證實后，1992年，各國政府共同行動，締結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之后，為實現公約目標，締約國經過反復磋商
、博弈，終于在1997年形成了包含工業化國家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具體指標的《京都議定書》。
事關對主權國家現行生產方式和“生產力”約束，《京都議定書》生效來之不易！慶賀《京都議定書》生效同時，我們不無遺憾地看到，它是一個已經“大幅縮水”的議定書———美國這個占全世界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四分之一的頭號工業化國家拒絕簽署《京都議定書》。
在布什政府改變克林頓政府政策，于2001年退出《京都議定書》時，國際輿論便普遍予以批評；中國國內也有聲音評價這一舉動是“美國式霸權主義”體現。在事關人類生存環境的重大問題上，國際輿論，包括國內輿論呼吁美國承擔應有責任，無疑十分正當。但我們認為，國內輿論應該避免做“貼標簽”解讀。需要看到，布什政府之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違”主要系經濟原因使然；美國式發展模式過分依賴經濟增長，客觀上對當政者存在制約作用。
作為一個有約束力的國際公約，《京都議定書》包含生效指標要求（簽約的工業化國家排放溫室氣體總量達到所有工業化國家1990年排放量的55%），美國的退出一度令議定書瀕臨“胎死腹中”，俄羅斯簽約方讓事態峰回路轉。就結果而論，或許可以說俄羅斯“更有道德”，但在俄羅斯加入過程中，歐盟發揮了重要作用。歐盟以支持俄羅斯加入WTO的承諾“交易”獲得了俄羅斯對議定書的最終認可。不難發現，政治、外交、文化價值觀等多方面因素對《京都議定書》生效提供了催生力，而經濟“誘因”作用同樣十分顯著。我們認為，圍繞《京都議定書》引發思考，從中還可以獲得一些有益于轉型期中國經濟社會的啟示。
首先，《京都議定書》生效確立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已是各國的現實任務。根據“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京都議定書》尚未給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分配“減排配額”，但這并不意味發展中國家可以長期不承擔環境保護義務。目前中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已位居世界第二，甲烷、氧化亞氮等溫室氣體的排放量也居世界前列。1990至2001年，我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凈增823億噸，占世界同期增加量的27%。《京都議定書》生效后，《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之下的新一輪“減排”磋商、博弈將很快展開，中國作為《京都議定書》簽署國，將面臨較大壓力。
在《京都議定書》生效的背景下，中國惟有更堅定地走低資源耗用、低污染排放的新型工業化發展的道路，并逐步轉變投資拉動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同時加大環境保護執法力度。近期，就環保總局掀起的“環保風暴”，我們曾經刊發文章指出，不能將“環保風暴”理解為宏觀調控手段。現在看來，環保立法、執法無疑是具有“本體地位”的事宜，生效已一年多時間的《環境評估法》必須嚴格執行。
其次，《京都議定書》在對主權國家進行利益協調方面，顯示出極高的智慧，其可以作為中國進行中央與地方、地方之間、行業之間利益協調的學習范例。英國《衛報》評價《京都議定書》采取的三個靈活的“減排”方式（聯合履行、清潔發展機制、排放額交易）稱，這些靈活方式是它最終獲得絕大多數工業化國家支持的重要原因。以“清潔發展機制”為例，它允許有“減排”任務的工業化國家通過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目標。比如，英國幫助波蘭建設低能耗電廠，波蘭在項目中削減的排放量則記在英國頭上。這樣，英國得以用更少資金減少更多排放，而波蘭得到了資金和技術援助。至今，中國同一經濟區域內的數個地方政府行為不是難以協調嗎？《京都議定書》以經濟“誘因”為驅動力的協調機制值得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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