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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166、203,從河南大平、陜西銅川，到遼寧阜新，短短的四個月，連續三起礦難，五百余條人命，一次比一次嚴重。而進入去年第四季度以來，全國各地煤炭供應緊張的報道就頻繁地出現在各個大小媒體的重要位置，經驗告訴我們，礦難發生的頻率與煤炭的產出量是正相關的。今年煤炭供不應求和價格上漲的市場行情，幾乎令中國煤炭業無法擺脫這一“宿命”。
我們認為，中國煤炭企業為安全所付出的代價太低，是造成重大事故頻仍發生的根本原因之一。按現行法律，違反安全生產規章制度或違規開采，即使被罰款，也不過5000元至2萬元，而全國煤礦事故死亡人員的賠償金也并不高，在產煤大省山西，長期以來一般都在3萬元到8萬元之間。與等價于幾萬元賠償金的人的生命成本，以及相對較低的事故風險成本相比，煤炭開采的收益卻是相當豐厚的。一般煤炭開采的人工成本只有每小時5元，其他開支也不過寥寥，除去開礦前期投入建設的各項費用，加上由于地方利益問題，一些地方管理機構的管理不力，致使后面的產出則是多挖多賺，利潤十分誘人。廉價的成本，豐厚的利潤，經營者何取何舍不言自明。
不過，有些地方政府已經開始進行一些有益的嘗試了。山西省政府規定因煤礦事故造成的人員死亡賠償金不得低于20萬元。20萬元之于3萬至8萬元，金額的數目已有成倍增加，很明顯，該省政府在試圖以加大成本的方式來降低事故發生率。但是，20萬元是否對任何煤礦在任何時候都能起到“震懾作用”呢？我們認為，這個數字的給出應該合理而又大膽，它應該成為經營者實際操作中隨時首要考慮的一個指標。而在相應制度尚未完善之際，“大膽震懾”肯定是應該推行和提倡的。
從長遠來看，煤礦事故是世界范圍內的一個難題，長期未能有效解決。造成礦難的原因要復雜得多，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盡快建立一個完整的、富有創造性的制度體系。我們認為，首要的一點應該是完善監督機制，加大監督力度。應該通過政府的“第二方監督”和包括媒體在內的公眾的“第三方監督”，來促進經營機構自身意識上的“第一方監督”，這里亟待加強的一點就是政府通過提高安全成本的方式來引導企業行為。比如同樣是山西省政府的規定：發生一次死亡3人以上事故的鄉鎮煤礦，將被依法吊銷其有關證照，由政府收回采礦權重新公開拍賣。另外，應該建立合理的用人制度，提高礦工的整體素質。我國的煤礦礦工有農民協議工和正式工人兩種。前者屬于臨時打工，與礦上簽幾個月至幾年不等的工作合同，合同期滿便可離開，他們沒有任何煤礦知識和開采經驗。而煤礦的培訓由于這些人極大的流動性也多流于形式；后者由于屬于城鎮戶口，檔案由煤礦保管，退休可享受相關福利待遇。由于農民工人力成本低，近10年來，煤炭行業趨向于主要以農民工進行生產。在大平礦難遇難者中，農民協議工就占了95%之多。所以，在對大平礦難和陳家山煤礦進行調查之后，中國工程院院士張鐵崗就痛心地指出，“中國的煤礦用人制度太不合理了……”
理性的制度建設需要進行的內容太多太多，可謂任重而道遠。但是，遼寧阜新飛舞的白雪中兩百多名死難礦工才是最緊迫的現實。常言說：事不過三。跳出礦難怪圈已成為當下的要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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