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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程實
克服幸福悖論的前提是政策制定者要實現(xiàn)最大多數(shù)人的最大幸福。如果 “以人為本”的政策宗旨成為主流，財富增長、幸福止步不前的幸福悖論就不會充斥于世界的各個角落了。
哲學家休謨說過：“一切人類努力的偉大目標在于獲得幸福”。當人們用鍥而不舍的努力創(chuàng)造了一個物質繁榮的家園，享受著更高質量生活的人們發(fā)現(xiàn)，幸福依舊如“霧里看花，水中望月”般可望而不可及。財富的與日俱增同幸福的止步不前形成了一個惱人的悖論。
如果不能把握幸福的本質，那么所有關于悖論的解釋都無異于癡人說夢般的天方夜譚，所以解釋幸福悖論，至少得知道幸福是什么。然而不幸的是，就如羅曼·羅蘭的名言“大家都在談論幸福，而真正懂其含義的人卻為數(shù)不多”。
幸福的含義之所以晦澀艱深，主要是因為它更多地表現(xiàn)為一種心理感受，這種主觀性使其難以得到客觀定義和度量。不過從內容看幸福的很大一部分構成是沒有爭議的，就像和諧的友情、美麗的婚姻和極高的社會參與感，對于幸福的大部分分歧主要來自于對財富的理解。
新古典經濟學家們發(fā)現(xiàn)他們在解釋幸福悖論時是如此地力不從心，因為他們將幸福的來源鎖定于“絕對財富”的增加，而現(xiàn)實卻是，“絕對財富”的增加并不一定帶來幸福的增加。而且他們更多地將目光定格在人們的實際行動而非內心感受，當一個人放棄休閑而選擇一周工作90小時時，新古典經濟學家認為他是幸福的，理直氣壯的借口是“如果不是這樣，他完全可以不那么做”！
很顯然，古典經濟學家這種主觀感受“客觀化”的方法論注定了其對悖論解釋的無能。不過經濟學的發(fā)展很快就填補了這一空白，行為經濟學的產生使得心理學和經濟學有了一次積極的相互滲透，而對主觀感受的強調使得這一經濟學新分支對幸福悖論有了解釋的可能。
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們發(fā)現(xiàn)，較之“絕對財富”，“相對財富”的增加才是幸福增加的真正原因。不管收入的具體數(shù)字是多少，只要和同類人相比是高的，那么人們就會感到驕傲和幸福。美國研究部門對哈福大學的畢業(yè)生作了一個調查，發(fā)現(xiàn)很多拿5萬美元年薪的人比拿10萬美元年薪的人更幸福，原因僅僅是因為前者所處的行業(yè)平均工資為25000美元，而后者身邊的人年薪大多高于10萬美元。人們的財富幸福感大部分來自于“鶴立雞群”的“比較快感”。
如此看來，社會財富的大幅增加與幸福的原地踏步就可以理解了。因為在任何一個社會階段，處于同行業(yè)頂層的人數(shù)總是有限的，這種“相對財富地位”的稀缺使得財富幸福本質上就不可能“普及”。
此外，這種幸福的“相對財富說”帶來了一個有趣的結論：人類追求財富的競爭是一個“零和博弈”，沒有真正的贏家。一個人相對于別人收入增加，那么他自己的幸福感是增加了，但別人相對于他收入卻是減少了，幸福感也隨之減少，而且為了追趕這個領先者，落后的人們需要付出痛苦的努力提高自己的收入。所以，現(xiàn)代社會的人們就像是老鼠賽跑，不斷加速，不斷交替領先，最終都精疲力竭。在城市“水泥森林”里，人們生活節(jié)奏越來越快，收入越來越高，但幸福卻越來越模糊。
從幸福悖論的解釋看，對“相對財富”的追求是人們不斷加劇職業(yè)競爭的源源動力。而受到人們行動影響的并非僅僅是行動者本人，一個人“相對財富”的增加就是別人“相對財富”的減少，用經濟學的話說，對“相對財富”的追求是有“外部性”的，所以，克服幸福悖論就要在解決“外部性”上做文章。
經濟學家們認為，解決“外部性”的一個有效辦法是稅收，按照這種邏輯，克服幸福悖論的方法之一就是提高個人所得稅。一個人如果辛辛苦苦工作獲得的“相對財富”增加大部分被高額累進所得稅蒸發(fā)，那么他可能更傾向于放棄玩命工作，轉而將更多的時間投入到其他獲得幸福的方式，比如陪父母打牌，同妻子聊天，或者出門旅游。
馬不停蹄追求物質文明的人類該停下來問問自己，我幸福嗎？
(作者為復旦大學國際金融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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