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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美、英、法、德、日等20個國家的財金首腦今年10月將首度聚首北京，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也有望在中國露面。在人民幣升值的強大壓力下，格林斯潘的到來是否提供了一個緩沖中美經濟摩擦，使中國理順與世界經濟關系的良機呢?
財政部國際司司長朱光耀日前透露，20國集團(G20)的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將于2005年10月15日至16日在北京舉行。中國已正式邀請了英國財政大臣布朗和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
席格林斯潘。在經歷了美元暴跌、中國嚴厲治理經濟過熱的2004年后，中國在恰當時機發出的恰當邀請，很恰當地顯示了一個大國的智慧和氣度。
中國需要理順與世界經濟的關系
中國邀請格林斯潘來華，可能被認為是儀式禮節性的。經濟界人士可能大多會認為要商量兩國的匯率變動問題。但我推論，格林斯潘來華既不會是儀式禮節性的，也不會對匯率問題有多少實質性的討論。如何看待格林斯潘訪來華，跟如何看待中國這輪經濟過熱大有關系。
國內不少經濟學家認為，這輪經濟過熱是地方政府“一收就死一放就亂”的老毛病又犯了。我倒認為是經濟學家用老眼光看新問題。我以為這次過熱與以往絕然不同，是外需洶涌而至引起的，地方政府的行為僅僅是價格邏輯決定的結果之一罷了，沒有多大過錯。
我在年前批評吳敬璉等經濟學家的文章中就認為，2001年發生的兩件大事大大降低了中國的“價格”。一是加入世貿，減少了中國在世界眼中的不確定性；二是恐怖主義使美國變貴，中國相對變的更加便宜，導致了世界更多的消費和投資到中國。2004年，由于美國變貴而產生的貿易和財政雙赤字，美元匯率暴跌。由于人民幣與美元掛鉤，美元暴跌這一新的約束條件出現，更使中國不僅商品便宜而且貨幣也便宜，于是導致更多的外需涌入中國，從而引起了國內供求關系的緊張和過熱。問題復雜的是，由于我國電力能源等價格管制過于僵硬，尤其重要的是美元過低的利率制約了我國貨幣政策的運用空間——升息抑制需求，會導致更多資金涌入中國從而大大增加處理成本。無奈之下，中央政府動用了更多的行政手段來控制經濟。
但是，我們對地方政府積極策應外需外資的行為，也應該有實事求是的態度。在宏觀調控政策都被匯率制約得動彈不得，不能給出反映供求信息的價格信號時，地方政府在有利可圖的價格下熱情滿足洶涌需求并不是什么多大毛病。盡管他們在為經濟增長配置土地等事情上行事過于魯莽，引發了不少社會問題，但畢竟不能指望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一樣行事。相機行事有效率，自然也有代價。如果地方政府真像一些經濟學家說的那樣一無是處，那堅持計劃經濟就行了。
當然，中國的這輪過熱是需要斷然抑制的。在貨幣政策沒有運作空間時，指責中央政府行政管制完全是書生之見。但問題是，外需外資的浪潮般涌入導致的不僅僅是國內供求緊張；更重要的是，在美元暴跌下顯得更便宜的中國，將會加劇世界經濟的不平衡。美元貶值可能會表演高臺跳水，相對變貴的其他國家即使愿意也沒有時間來調整自己的經濟，而這些國家的政府行為又大都為選民的選票決定，由便宜中國帶來的失業壓力可能使許多國家聯手對中國采取激烈行為(如去年西班牙發生的燒毀中國商品事件)。
中國如果在國際市場很快失去較大份額，這種經濟硬著陸的后果自然非常嚴重。這輪過熱，如果真像吳敬璉等一些經濟學家所說的那樣，僅僅是地方政府所為，國內供求緊張會使上下游產業的聯系斷裂，事情倒還簡單。但事情似乎要比我們所想的復雜許多。地方政府的行為選擇，僅僅是世界經濟的約束條件轉變后的一種結果而已，不是原因。如果執著地將板子打在地方政府身上，可能只是揚湯止沸。對經濟過熱釜底抽薪，需要中國把精力集中在理順與世界經濟的關系上。中國邀請格林斯潘來華，意味著當局并沒有孤立地看待這輪經濟過熱。
中國經濟需避免兩種形式硬著陸
有朋友曾為我在《國際先驅導報.中國策》上的文章，找到我在茶樓里討論：既然你認為世界對中國的需求過猛是因為中國太便宜，而便宜又是人民幣匯率低估所致，那人民幣升值不是一了百了嗎？為什么你又反對升值呢？我說，中國現在的問題是既要抑制世界對自己的過猛需求，還要避免需求的突然萎縮，要警惕和避免兩種形式的硬著陸。
不少中外經濟學家主張人民幣應該升值。理由五花八門，有的還做了模型公式，運用數學工具計算人民幣會升值多少，認為對中國經濟并沒有多大危險。我不覺得拿中國經濟去進行這種冒險是值得的。因為很難相信，理性有限的人能把重要的變量都考慮進去，尤其是在約束條件轉變復雜萬端的人的世界。如果人民幣升值遇見我們現在根本無法了解的約束條件，使中國失去控制的陡然變貴，世界需求很快遠離，世界市場快速萎縮，中國目前為外需而存在的巨大供給能力如何排遣？失業人口劇增的危險中國能承受嗎？這是可能在另一條路線上完成的硬著陸。這是當局正警惕和努力避免的。
人民幣升值可能帶來的需求過快萎縮，與人民幣匯率低估引起的需求熾烈一樣，都有著可能使中國經濟硬著陸的危險，不同的只是形式。后一種危險，過去的停電缺煤等供求緊張已經讓我們有了相當的感受。如果處理不當，兩種硬著陸的形式雖然不同，結果卻很可能一樣：世界經濟不平衡再也無法維持，對中國而言，世界市場和需求不在，經濟遽然萎頓。
避免匯率變動和不變動情況可能產生的兩種形式的硬著陸，對中國智慧是一次難得的極具挑戰性的考驗。討論人民幣升息，討論貨幣政策可能的空間，討論美聯儲今年的舉措與我們貨幣政策的關系，這樣想問題可能更具科學理性精神，也是細致謹慎的。在兩種形式的可能的硬著陸危險之間，中國較優的選擇就是人民幣升息。可控制地將自己變得貴一些，既抑制外需的浩蕩遷徙，又防止因中國成本上升過快導致的世界需求的猝然離散。而人民幣升息，以及中國央行貨幣政策空間的大小，與格林斯潘關系密切。
世界經濟需要中美坐在一起
年前，我在電話里與央行的一位朋友討論中國經濟需要繼續升息的問題。朋友說，我也希望事情能像你說的那樣發展：格林斯潘繼續升息，中國也明智地緊隨其后而不高過美國。這樣既給我們的貨幣政策以抑制投資需求的空間，又不會招致更多熱錢的沖擊。中國邀請格林斯潘來華的消息，可能使我那位央行朋友的心情與我一樣，有些興奮。
過去的一年，中美兩國在經濟上發生了不少問題，產生了不少抱怨。但是，正如我在“中國策”里所講的那樣，世界經濟由于美元貶值的確存在著從瀑布頂端躍下的現實危險。為防止這個由于世界經濟不平衡所引發的危險，需要中美兩國比其他國家做更多的事。盡管去年下半年，中美之間已經有了一點默契：美元暴跌，美聯儲連續升息，力圖減緩美元貶值速度，在激勵企業出口的同時也增加其國民外需的成本，從兩個方面減緩貿易赤字增長；中國也進行了一些嚴厲的管制，尤其是在美國連續升息給出貨幣政策調控的空間后，人民銀行也相應地提高了利率，以抑制需求，也間接讓人民幣匯率多少獲得了一些彈性。但是，需要中美兩國溝通協調的事情還有很多。我認為，對中國這個不少問題要在國際市場解決的貿易大國而言，行事的眼光氣度，還有細心和周密，無疑要求更高。我國的經濟增長近年來主要由出口拉動的現實，決定了什么問題重要，決定了中國需要首先理順的是與世界的關系，而不是其他。
年前，央行那位朋友在電話里有些擔心，因為那時的美國經濟似乎有走軟跡象。如果這種情形持續，格林斯潘是不會加息的，中國央行也就沒有多大的貨幣政策空間、通過升息來抑制需求。但無論如何，與格林斯潘在北京握手，是中美兩國緊迫的一次相互需要。(高小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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