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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報》發起的“人類要不要敬畏大自然”的辯論，是一場有意義的爭論，因為它涉及如何理解“以人為本”、“科學發展”等原則性問題。
在人和大自然之間，究竟以誰為本？如果說，人和大自然沒有任何矛盾，沒有任何不協調之處，其邏輯的結論，當然是“以人為本”，亦即“以大自然為本”。但如果出現了人和自然間的沖突，甚至是對抗，在我們這些從事科學工作的人士看來，惟一的選擇是“以
人為本”；而從部分環保人士看來，更看重的是“以自然為本”。那么，究竟誰的意見正確？
1月25日，我曾向汪永晨提問：“比如說老虎要吃人，現在老虎少了，吃不了人了，比如說武松打虎的時代，老虎要吃人，請問汪女士對吃人的老虎采取什么態度？”汪永晨在第二天回答說：“第一，老虎要吃我，我要武松打虎，因為我要保存我的生命；第二，如果老虎不吃我，我不會因為要這個老虎的骨和老虎的皮去殺這只老虎。”可以認為這是比較理性的發言。但為什么當老虎要吃“我”的時候，你就轉變到以“我”為本呢？至少，釋迦牟尼佛就倡議過要“以身飼虎”。所以，從邏輯上講，佛教的理論是自洽的，而汪女士的理論卻不是。
為了證明“以大自然為本”的觀念有理，汪女士等人還提出如下理論：如果承認大自然“也是一個家庭的話，它不只有人類一個孩子，在這個家庭中還有其他成員。如果在這個大家庭中還有其他成員，所有的存在都只為了人類一個孩子，這是不公平的。”那么，我就要問，老虎是不是也是這個大家庭的一個孩子？為什么汪女士在“老虎要吃我”的時候“我就武松打虎”，亦即去傷害大家庭中的另一個孩子？你這樣做，是不是太不講虎道主義呢？如果汪女士只是在口頭上大講“以大自然為本”和“大自然是一個大家庭”，而在關鍵時刻卻去傷害另一個“孩子”，那么你的理論是不是屬于不能自洽的理論呢？
類似的理論也還表現在梁從誡先生的文章中。他說，“我想任何人都不會否認，人是自然的產物，大自然是人類的母親。如果有人認為自己的生母只有工具價值，那是對母親的侮辱，也是對自己的侮辱。”對此，我要質問：“問題在于人和大自然的關系是不是母親和兒子的關系？比如說母親會高度愛護孩子，而如果大自然是母親的話，為什么大自然對兒子竟如此暴虐地來一個海嘯？所以某些環境理論學家，自己在邏輯上就不自洽。”我一直主張從科學理性精神來審查各種現實問題，其中包括環境倫理問題。我的質疑是：為什么“大自然是一個大家庭”？為什么“大自然是人類的母親？”這樣的“理論”在科學上能成立嗎？人類能按照這種“理論”去指導自己的行動嗎？至少汪女士就承認了宋代的老虎要吃“我”的時候，“我”要武松打虎。其實，不僅在宋代，現代的老虎從籠子里跑了出來，而又無法引導它回籠安居，其惟一的選擇，也是武松打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汪女士的“實踐”，就批駁了“大自然是一個大家庭”、“大自然是人類的母親”等荒謬的理論。
對老虎或耗子等問題，廖曉義女士則承認了對老虎要打，對耗子要用耗子藥。但是她卻認為，人們除了要敬重人類的生命(按：這是正確的)，還“要用對待同類的態度去敬重其他的生命，只要你敬畏人的生命，必須要敬畏其他的生命”。這就又涉及到“以人為本”還是“以其他生命為本”的問題了。比如說，在非典時期，人們把非典患者隔離了起來，給人們以很好治療，甚而為此而犧牲了一百多位白衣戰士。但如果“雞”得了禽流感，“牛”得了瘋牛病，我們能“用對待同類(指人類)的態度”去對待“雞”或“牛”嗎？很抱歉，答案是“殺”，而且一殺一大片。其實，“雞”或“牛”，還是人類的好“朋友”，然而當“朋友”威脅到人類的安全時，也只好采取斷然措施：“殺”！
廖曉義說：“人是自然之子，那就不存在一個人和自然誰為本的問題。”其實，這不過是一種遁辭。因為在禽流感或瘋牛病流行時期，廖曉義將不得不做出選擇。
如果她選擇了“殺”，那就在實際上承認了“以人為本”；而且，為了防止禽流感或瘋牛病的禍及于人，她還不得不選擇了大殺特殺，殺及許多并未真正感染，或屬于無辜的雞和牛；如果她不采取這樣的行動，其可能出現后果將是大批的人感染上了禽流感或瘋牛病，從而完全拋棄了人道主義；而反過來，廖曉義口稱“必須敬畏其他生命”，而在行動上“大殺特殺”，那她“以大自然為本”的理論就不能自洽。
所以，我們說，“以大自然為本”是一種不能自洽的理論。從表面上看似乎這些人大發愛心，把愛心推及到人以外的生物，推及人以外的環境，而實際上卻損害了人，甚而嚴重地損害了人。
不要以為這一爭論只是概念上的爭論。這一爭論也涉及實際工作。比如說，為了人類的長遠利益，對于日漸稀缺的老虎要適當地保護，我們完全支持。但如果說，由于老虎需要保護，因而需要將老虎送到南非去“留學”，這值得嗎？因為當前更需要的是，支持一些貧困而優秀的學生出國留學。
作者：何祚庥(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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