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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近春節，飛機場、火車站、汽車站，人山人海，人們大多為的是早日回家，與親人團聚，共度佳節。不過，在這股人流中有一些人，雖然也行色匆匆，卻不是為了回家團聚，而是攜帶巨款，遠走他鄉，有些甚至出境出國，他們就是所謂的攜款潛逃分子。
攜款潛逃，最近已經成了新聞媒體的熱門話題。近日熱炒的新聞就是“河南貧困縣縣委書記失蹤，疑攜巨額扶貧款潛逃”，其涉嫌資金七八千萬，而該縣一年的財政收入也就
比這多一兩千萬。上“百度”新聞網搜索“攜款潛逃”，也可以找到5730條相關新聞，從標題就可以看出問題的嚴重性，比如“航空證券保定營業部總經理攜款潛逃，款項超過3億”、“東北高速存款行責任人高山攜6億元外逃加拿大”。某個貧困縣四年里發生9起11人攜款潛逃案。攜款潛逃的涉案者包括一般的會計人員、銀行行長，還有身居要職的政府官員。
這些人為什么會攜款潛逃？為什么官不分大小、人不分男女，只要有機會都會干一票？
這里面有個人原因。也就是說，這些人肯定對金錢有超常的欲望，缺乏正確的人生觀，一旦私欲膨脹，便不計后果。不過，根據一些調查，攜款外逃者，往往在本單位是先進工作者，或者是部門負責人，在沒有確鑿證據的情況下，沒有人相信他們會做這樣的事情。
攜款潛逃者存在著巨大的發生空間，說明攜款潛逃者有機會個別接觸巨額款項，并且有便利的作案條件，其管理、監督和制約的制度不是比較欠缺，就是存在著致命的薄弱環節。攜款潛逃者存在著巨大的生存空間，說明檢察機關對其追逃難度較大，尤其是逃到境外之后，一般都能夠逍遙法外，盡情享用其犯罪贓款。
原因很明顯，對策也很顯然：針對性地進行巨款預防，行業預防，對于能夠接觸巨款的人進行有效地控制和制約，對有較多機會攜款潛逃的行業針對性地完善其管理、監督和制約的薄弱環節。檢察機關則要加大對其追逃力度，在人員、經費等方面給予充分的保障，尤其是與相關國家進行廣泛的司法合作，使其在境外也缺乏生存空間。
這些方面可以說早就在努力。實際上，1992年6月1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就發布了《關于對攜款潛逃的貪污、賄賂等案犯及時立案、報告的通知》，地方如深圳市人大常委會也早在1993年11月10日就作出了《關于打擊公職人員攜款潛逃的決定》。這些法律性文件要求各單位一旦發現攜款潛逃案要立即舉報，檢察機關要立即立案，并快速采取強制措施，由司法機關查封、扣押、凍結、追繳或者沒收攜款潛逃者的財產，所屬單位對相關責任人進行行政處分，構成瀆職的，由司法機關追究其法律責任。并且對因案犯在逃而不能結案的案件另行統計。
這些針對性的法律文件，即使有缺陷也依然是很有專業水平的。而且對于政府官員來說，在黨內有完備的紀律檢查機關監督，在政府內部有強大的上級行政監督，以及監察機關和審計機關等專業性行政監督，在政治上有人大和政協的監督，在社會上有新聞輿論的監督，還有日益完善的司法機關的監督。那么，為什么這些監督都會失效？或者說看起來很全面，很專業，為什么攜款潛逃依然有那么大的發生空間和生存空間呢？
這有很多原因，如監督制度形式化，實際上缺乏必要的資源和手段，淪為走過場等。而最為根本的原因，就是制度上監督權、監督激勵與監督信息不對稱。也就是說，有權監督者有權力和積極性監督，但往往缺乏有效監督的信息，而擁有有效監督信息者往往缺乏有效的激勵，相對于被監督者來說，也往往缺乏有效的權力，由此往往導致監督失效。
要解決這一不對稱，有兩個方向可以努力。一是讓有權監督者擁有有效的信息。這是非常困難的，目前的手段主要是強化舉報的作用，此外并沒有好的辦法，而實踐證明，過分依賴舉報并不是強化監督的有效辦法。二是要讓有有效監督信息者擁有有效的動機和權力。比如把監督權下放給具有有效監督信息的人，并在制度上使其有積極性去監督。把權力和激勵配置給擁有充分信息的單位和個人，就可以讓監督制度充分運作起來，即使監督制度有技術上的缺陷，也能夠很快得到彌補。如果這樣，攜款潛逃的發生空間和生存空間將大大壓縮，即使有個別案例，也可以通過針對性的運作得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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