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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末的東莞，興起了一場全城參與的“命題作文”——《假如我是市長》。這個開放式的命題，由市長提議，由本報發起驅動，由眾多東莞市民參與，理性而有創見地表達意見，并最終由市長加以回應。其間，媒體盡橋梁之責，市民盡肺腑之言，政府則得以真實地了解社情民意、吸納民間智慧，創造出的三方互動令人矚目(詳見本報珠三角新聞系列報道)。
然而，它的價值更在于討論內容中體現出的一項重大共同關注——如東莞這類外來
人口集中的城市，當如何實現公共資源的公正分配。
在“假如我是市長”的討論中，可以看到市民們對于城市資源的權利主張正在高漲具化：囿于體制設計，占常住人口絕大多數的外來人員難以分享城市的公共政治資源；城市的教育、文化、衛生等公共產品，存在著結構性的矛盾，不能適應城市人口結構的需求；囿于戶籍框架，社會管理資源短缺，高效運轉困難重重……所有壓力的指向，都是公共資源的總體短缺與資源配置中的結構性矛盾。
這兩大問題，在許多城市中存在，而東莞由于特有的經濟模式，外來人口已是戶籍人口的三至四倍，相關問題顯然更加突出，更具現實的緊迫性。這是這一場大討論參與者眾而種種建言獻策指向性強的大背景。
城市公共資源存在的種種問題，其實是一個市場化進程中人員流動加速、需求規模增長跟我國的城市管理框架卻仍然停留于計劃時代之間的矛盾體現。城市的公共資源不按需分配，而按戶籍分配，不視實際情況有伸縮彈性，而是滯留于剛性的配給制——當年人口自然增長到超負荷時，只好通過發動青年上山下鄉來減輕城市壓力。這種陳舊的管理模式，顯然已很不適應現在的城市化進程。以東莞為代表的這類城市，公共資源的配置更是忽視了外來人口的實際規模，制約了城市公共資源配置的總量，從而成為束縛城市再發展的一道重要瓶頸。
解決途徑似乎總在“討論”之中，然而，問題已日漸清晰，尤以資源結構性矛盾最為明顯。由于不被納入城市框架，外來人口在城市公共資源的占有與使用上便處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尤其在東莞這個特殊個案中，外來人口占絕大多數，公共資源的配置因此出現了一個絕對倒置的狀態。在此次東莞的“命題作文”中，我們已然看到，這種倒置已經積聚起一定的社會壓力。外來人口中的大部分，在講求效率的一次分配中，未享受到發展成果——近十年來，外來務工人員的工薪基本未曾隨物價上漲而添籌加碼，在講求公平的二次分配中，他們更是盡處下風——由于不具有當地戶籍，相關的社會福利安排也鮮有照顧到他們的時候；而另一部分，無論是“新移民”，還是“打工仔”，都積累起了財富，擁有了社會地位，公民意識上升，開始有了參與城市管理、分享社會公共資源的明確訴求與主張。此時對社會公共資源若仍不加以梳理和優化配置，則極容易造成以戶籍為壑而爭奪資源的兩極，城市化越持續，資源短缺和結構性矛盾越尖銳，則雙方對資源的爭奪就愈激烈。任其發展，整體社會便要與和諧狀態愈行愈遠。
科學的發展觀不僅要求我們有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經濟，也要求有一個和諧的社會環境。城市公共資源不合理的問題，是一種舊體制與新現實的沖突。東莞作為其中的一個典型城市，呈現出問題已經涉及的廣度和觸及的深度，因此解決東莞問題，不但有利于這個城市尋求突圍路徑，保障其經濟轉型，而且也可以為急劇城市化的中國，提供一個可供參考的樣板個案。
而發動“假如我是市長”這樣的大討論，本身亦可謂舒緩這一社會壓力的一種嘗試：它通過意見表達和權利主張，完成了公共資源中話語權的一次調整性分配，部分地舒減了社會壓力。然而，僅僅如此還是遠遠不夠的，權利主張的話語權，僅僅只是城市公共資源中的極小一部分，如何為東莞城市“松綁”，如何解決城市化過程中人口與資源配置的失衡，我們不能再只局限于討論研究，還請快馬加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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