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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國家環保總局公布了金沙江溪洛渡水電站等13個省市的30個違法開工項目，涉及總投資達1179.4億元。此舉引來輿論的熱烈贊揚，涉及違法項目的地方和部門也迫于輿論壓力紛紛正面回復。環保總局掀起了一場可媲美于“審計風暴”的“環保風暴”。
輿論的贊揚其實是出于某種驚喜。誠如國家環保總局局長解振華所說，“過去我們查案都是只抓小的，不僅老百姓不滿意，領導也不滿意。”環保部門之所以只抓小案子，而
不抓大案子，制度方面的原因顯而易見。環保部門的職責是保護環境，但地方政府領導人的目標卻是GDP，而環保部門又直屬于地方政府，面對投資熱情高漲的省長、市長、縣長，環保部門顯得非常無力，環保部門只能調查、處罰一些鄉鎮企業和基層政府。
人們已經聽了太多GDP壓倒環保的新聞報道。這一次卻顛倒過來了，一向弱勢的環保部門突然硬氣起來，在電力供應緊張的時期對發電企業和發電建設項目開刀。人們有點驚喜，并且從環保部門的強硬態度里，看到了環保的希望。
不過，環保部門能否始終保持這種勇氣？以前環保部門的執法無力，反襯了這次環保風暴的壯觀。當然與政府強調統籌發展、兼顧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方針有關，但也借了宏觀調控的東風。環保風暴在一定程度上是宏觀調控的一項政策工具，政府希望借助強化環保標準抑制目前的電力投資熱。人們有理由擔心，如果沒有這一宏觀調控因素，單憑環保部門能否掀起環保風暴？
事實上，環保部門也不是沒有硬過。比如，以前曾經有過轟轟烈烈的淮河污染治理工程，但最終虎頭蛇尾，淮河的環境指標似乎并沒有得到根本改善。國家環保總局在前頭治污，地方政府在背后默許污染。
因此，光靠國家環保總局，哪怕再掀起幾個環保風暴，在現有體制下，就難免是運動式的，最終并不能改變環保弱勢的局面。從理論上說，環保需要依靠每一級政府，盡管各級政府的責任范圍有所不同。需要從根本上改變地方政府以GDP為主要政績指標的制度因素。地方政府官員要向民眾負責，而不是對上級負責。假如民眾認為環保是一項值得追求的目標，政府就應當將其作為自己的工作重點。地方政府的責任不是創造GDP，而是維持和諧的社會秩序。
但這一點不可能一蹴而就。退而求其次，鑒于地方政府掣肘環保的現實，人們提出了環保實行垂直管理的設想，希望借助國家環保總局的權威，對地方政府的環保違法違規行為進行調查和處理。
這不失為一個可取的思路。不過，簡單地強調垂直管理，并不十分恰當。環保不只是中央政府的事情，不只是國家環保總局的事情，地方政府作為民眾的政府，同樣負有保護本地環境的職責。假如環保執法力量完全直屬國家環保總局，地方政府又靠誰來進行環保？簡單地談論垂直管理，等于免除了地方政府保護環境的責任。
因此，在討論環保監管體制改革方案的時候，不應當設想由環保總局一竿子插到底。正確的做法是劃定每一級政府環保監管范圍，中央地方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國家環保總局有自己的環保監管領域，比如，國資委管理的企業、跨省的河流、跨省的污染源等等。這一領域內的環保違法違規案件，國家環保總局自己直接進行調查和處理，而不必借助于地方環保部門。當然，僅靠環保總局是忙不過來的，環保總局可以在全國設立若干區域辦公室，擁有獨立的執法隊伍，不受當地政府管轄，它可以直接對省市政府進行處罰。
同樣，省市環保部門也有自己的執法領域，比如，省市內河流水源、省市內污染源等等。在該領域內，自行對環保違法違規活動進行調查和處理，而不必請示國家環保總局。也就是說，每一級政府都要對環保承擔責任。地方的環保部門不再只是簡單地執行國家環保總局的政策，相反，它有自己獨立的管理事項和相應的責任。國家環保總局也不能借口地方執行不力而推卸自己的責任。哪些事項歸國家環保總局管，哪些事項歸省市和地方環保部門管，這都需要通過法律來界定。
其實，別的政府部門也面臨同樣的問題。面對地方審計監控不力的現實，審計部門提出垂直管理；面對統計作假的現實，有關人士提出統計垂直管理的設想。關于紀委、監察機關和法院，也有關于垂直管理的設想。我們可能需要仔細地思考，如何構建政府內部各部門之間及上下級政府之間的正確關系，從而使各級政府都承擔其明晰的、難以推卸的責任，成為法律的忠實執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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