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牛基金會的產權秘方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楊眉/內蒙古報道

　　中國內地富人不少，但有慈善之舉的富人卻不多。所以，當內蒙古蒙牛乳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蒙牛)董事長兼總裁牛根生，將自己在蒙牛近10%的個人股份全部捐獻出來，成立“老牛基金會”(下稱基金會)的消息被證實后，人們稱之為“驚人之舉”。

　　近年來，形形色色的中國內地富人排行榜紛紛亮相，不少內地富豪甚至登上全球富人排行榜。但就在比爾·蓋茨、李嘉誠等國際富翁，同時作為慈善家榜上有名之時，中國內地富人卻受到了“吝于行善”、“為富不仁”等輿論譴責。

　　對于這一中國內地首個企業家私人基金會，社會的關注集中在了對牛根生慷慨大方的欽佩，但對于牛根生本人，除了坦露其獨特的財富觀之外，更自認為基金會是其產權制度創新的有效探討。

　　是“做秀”還是“動真格”

　　關于“老牛基金會”，近兩年一直就有傳聞，但不論是公司方面，還是牛根生本人，在承認“確有此事”的同時，對成立時間、股份捐出比例和基金用途等具體細節，都未有明確說法，也不希望媒體對此過多渲染。直到2005年1月中旬，蒙牛乳業負責宣傳的相關人士才向《中國經濟周刊》透露，“基金會”正式成立，并提供了準確、詳實的基金會資料。

　　從時間上看，2002年底，牛根生本人開始有了捐出自己全部股份、成立基金會的考慮；2003年底，牛根生正式向負責公司上市法律事務的律師，表達和確認了自己的這一打算，境內外律師幾易草案；2004年12月28日，即公司上市半年后，基金會的平臺機構——“蒙牛事業發展促進會”注冊完畢，宣告成立；2005年1月12日，“老牛基金會”正式創立，作為蒙牛最大的自然人股東，牛根生這個不到半年的“紙上富翁”將自己不到10%的股份全部捐出，并同時確定，基金會隸屬于“蒙牛事業發展促進會”。

　　顯然，捐助的具體方式是外界最為關注的內容之一。據了解，捐贈的具體操作分兩步：第一步，在牛根生的有生之年，個人股份紅利的51%贈予基金會，49%留作個人生活所需，股份話語權不變。但當牛根生卸任董事長后，表決權將授予繼任者；第二步，在牛根生天年之后，股份全部捐給“老牛基金會”，家人不能繼承，妻子、一兒、一女每人只可領取不低于北京、上海、廣州三地平均工資的月生活費。

　　基金會的資金用途，也是人們關注的焦點之一。按照基金會章程規定，基金主要用于褒獎對蒙牛集團作出突出貢獻的人士或機構，員工個人遭遇不幸或生活窘困時，也可向基金會申請資助。按此標準，具體用途涉及到集團九類人：經營、管理、市場、銷售、研發、技術、生產、原料等8大生產環節的職工，以及陷入特殊困境的員工。

　　資金用途的最大“亮點’，應屬最后一類資助對象。涉及前8類人的用途，性質屬于物質獎勵或者說是激勵機制；而最后一類人，則屬于“遭遇天災人禍”，但按照慣例，“企業分配制度涉及不到、上市公司有關規則照顧不到、社會保障系統覆蓋不到”的慈善資助。

　　至于基金會為何不向全社會、特別是農民開放，牛根生解釋說，基金會目前財力有限，只能選擇一個能起“四兩拔千斤”的“支點”，這個支點顯然就是龍頭企業。然后通過龍頭企業的帶動，實現基金會對農民的間接援助。

　　基金會的管理工作，當然由基金會的成員來負責和履行。具體包括牛根生和同樣貢獻了股份的妻子、兒子、女兒四人，還有奶協、政府官員、蒙牛中高層領導等。但目前規定，在三年之內，除牛根生及家人之外的其他人，只能向基金會提供最多1元人民幣的資金。

　　據了解，基金會目前的主要資金是牛根生2003年股紅的51%，金額300多萬人民幣。

　　有意思的是，基金會成立的消息傳出后，不少人的第一反應是：這是不是蒙牛乳業和牛根生的“作秀”？

　　《中國經濟周刊》將此質疑拋給牛根生，得到的回答是：這種想法和懷疑不奇怪。但是對于一個人來講，若要“作秀”，一個月或是一年還可以。但幾十年“作秀”可能嗎？哪有一個人一生“作秀”的？

　　為何成立“老牛基金會”

　　2004年12月初，中華慈善總會會長范寶俊做客央視“新聞會客廳”，宣布該會所獲捐贈的70%來自國外和港臺，國內富豪的捐贈不到15%。 “中國內地富人不慈善”的討論再次成為熱點。但一些專家和學者認為，慈善與否，既要看企業和個人的真實財力，同時也取決于富人作為自然人的財富觀、作為企業家的經營觀。

　　據蒙牛乳業內部人士透露，在一次公司會議上，牛根生坦誠：中國有句 古語叫“富貴不過三”；而從哲學觀點看，從無到有，再從有到無，是任何人、包括歷史偉人都不可避免的最后一步。

　　至于不能給子女后代留下一筆財富的疑問，他回答說，如果蒙牛能活一百年，那么后代走到哪里都可以自豪和驕傲地說，“我是蒙牛創始人的第幾代”。這樣一張企業“名片”比擁有物質財富更有價值。

　　近幾年，牛根生曾獲得過諸多榮譽和頭銜。但他本人較看重某網站評選的“新民企領袖”稱謂，因為其中的“新”字令他感興趣。他解釋說，“新”意味著與十年前、與五年前都有差別，他的“新”重點體現在從“金本位”到“人本位”的轉變上。早期的民營企業家，給人的感覺是——為自己掙錢，關起門來吃肉，即“金本位”；現在的民營企業家，肩負了更多的社會責任，個人是否幸福，不單取決于他的個人狀態，而要看他所經營企業的未來前程，即“人本位”。

　　因此，對于民營企業家而言，“財散人聚，財聚人散”是不可不信的經營哲學。

　　近兩年來，內地上市公司高管層連連因“貪”而“落馬”。蒙牛乳業于2004年6月在香港上市，同樣作為上市公司老總，牛根生對此作何評價？

　　“對于其他公司和人我無權評論，但可以談談自己的感受，”他對《中國經濟周刊》說，公司一旦上市，那么就有一群人的命運與公司緊緊聯系在一起：產品市場上，是億萬百姓；資本市場上，是千萬股民；原料市場上，是百萬農民。除了這“三民”，還有“三軍”：生產大軍、銷售大軍、供應大軍。

　　“天稱的一端是我和家人、親戚的利益，另一端是‘三民’和‘三軍’。孰輕孰重？顯然我一家子怎么也重不過‘三民’和‘三軍’，”他說。

　　基金會是產權改革嘗試

　　基金會的成立，社會的關注集中在了其慈善性質。甚至有人拿牛根生與鄭俊懷(伊利股份前董事長兼總經理，2004年底因為挪用公款被逮捕)做對比：兩人同為中國奶業“大腕”，同為內蒙古土生土長的企業家，卻有著天壤之別的財富觀：鄭俊懷把不屬于自己的財產“變通”為個人所有，牛根生則把本屬于自己的財富奉送出去。因此，很多人欽佩牛根生，認為他開啟了中國富人的慈善時代，其人格魅力可敬可贊。

　　對于將自己與鄭俊懷做對比，牛根生并不回避，但他似乎更看重兩個企業之間的對比。因此，他只是回應說：草原品牌是一塊，蒙牛伊利各一半。

　　但對比兩個公司，兩者的不同不僅是品牌之別，更深層的是體制的差異：蒙牛從一開始就是民營企業，公司上市后，包括牛根生在內的所有創始人都獲得了相應的股份，成為公司發展的真正受益者，如牛根生獲得了近10%的個人股份；而伊利股份脫胎于國有企業，按照當時的有關制度和法規，公司上市后，包括董事長鄭俊懷在內的所有職工，沒有個人股份，即公司股份變化中排除了企業內部人的成份。

　　其實，鄭俊懷2004年底“出事”，根源也是因為違規、變相MBO(管理層收購)。而眾所周知，MBO的直接目的就是通過收購，變國有、集體所有的股份為個人股份。

　　鄭俊懷的“出事”，是改革開放以來，國有企業領導人中頻頻上演的“貪”劇之一。對此現象，專家、學界都做過深入分析，除了個人修養、個人情操等因素外，體制、特別是產權制度，被各界一致認為是此類現象的深層次原因。

　　但對于制度問題，并非僅限于國有還是民營之分。對于產權清晰的民企而言，仍然存在制度改進。

　　“基金會的成立，其實就是一種制度設計，”面對外界將基金會定位于慈善之舉的輿論造勢，牛根生道出了成立基金會的深層考慮。

　　同很多中國內地企業一樣，蒙牛從創立那天起，也立志要做“百年老店”，打造國際品牌。“顯然，我和我的團隊成員都活不了一百年。要想保證蒙牛成為百年老字號，就需要建立一種推進機制。因此才有了基金會，誰為蒙牛做出突出貢獻，就重獎誰。一項事業能不能成功，關鍵看制度設計。基金會正是制度設計的一部分。”

　　而這種制度設計的真正動力或者說壓力，是中國企業所面對的現實競爭環境。他指出，經濟全球化意味著，與中國企業同臺競爭的是“裝備到牙齒的國際軍團”，中國企業無論在規模、底功，還是歷史上都不如別人。要想后來居上，只有憑創新，靠突破。硬件拼不過，就只能發動“軟件革命”：管理創新、文化創新、制度創新。而基金會就是其在產權制度上尋求突破的一種嘗試。

　　他分析說，產權制度的突破，最終目的是使與企業關聯的各方“命運相聯”：股東投資求回報，銀行貸款圖利息，員工參與為收入，合作伙伴需賺錢，當地百姓盼稅收。只有消費者、股東、銀行、員工、社會、合作伙伴六者的均衡收益，才是真正意義的可持續收益；只有與最大多數人命運關聯的事業，才是真正可持續的事業。

　　“因此，對于現代企業家而言，小勝憑智，大勝靠德。”牛根生對《中國經濟周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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