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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四倍
“目前，全國竟然有183個城市相繼提出了要建設‘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目標。要知道，就連首都北京日前出臺規劃時，也只是定位于‘現代化國際城市’，而達不到‘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標準。”建設部部長汪光燾嚴厲批評了建設系統中的種種“病癥”，他特別斥責一些地方脫離實際，超越經濟承受能力搞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
（見2月2日《第一財經日報》）
全國有183個城市要建“現代化國際大都市”，比北京的定位“現代化國際城市”還要超前，真讓人佩服一些地方領導的“超前意識”和“長遠目光”，但是這種定位帶來的是什么呢？據統計，截至目前，全國拖欠的1780億元工程款中，各地政府投資的建設項目所拖欠的工程款就高達700億元。建設項目拖欠的工程款是不是由這些“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定位帶來的很讓人懷疑，如果真是這樣，就讓人反思：我們真的需要183個“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嗎？
筆者以為，183個“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定位折射的是地方領導干部的權力放大率。“沒有不敢想的，沒有不敢做的”，不管規模多么龐大，不論是否勞民傷財，只要能帶來政績，就是一些領導干部需要的。可是老百姓需要嗎？這些“現代化國際大都市”是讓老百姓居住的嗎？不是，是給上級領導看的。因為在上級領導考察下級領導時，這些看得見、摸得著的“形象工程”，往往會對下級領導的政績評價乃至職位的升降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不少領導決定在一項工作上投入多少時間、精力、資金時，首先考慮的是這項工作能不能給自己的“政績”添上一筆，能不能引起上級領導的注意，能不能在上邊掛個號。
183個“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定位，會不會成為“驢糞蛋蛋，外面光亮，里面是草渣子”？在筆者看來是極有可能的。如果不對某些領導掌握的權力加以制約和約束，任由其“無限放大”，甚至放大出283個、383個“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定位來，那么受損失的肯定是老百姓，而不是某些官員。因為一任領導班子的“輝煌政績”，造成幾屆班子的沉重包袱，在轉型期的我國，我們不是沒有見過。有的地方和部門由于受利益驅動，不顧客觀條件，急于求成，盲目地提出一些好大喜功的口號，制定一些脫離實際的計劃，而且層層加碼，簽訂目標責任狀，并以此作為考核、獎懲、提拔干部的主要依據。下屬為了完成目標，搞短期行為、急功近利、竭澤而漁，甚至寅吃卯糧。
建設部部長汪光燾嚴厲斥責一些地方脫離實際，超越經濟承受能力搞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筆者以為，這種斥責只能起到一種暫時的作用，要想杜絕第184個“現代化國際大都市”定位的出臺，必須對地方官員手中的權力加以制約，改變上級評價政績的方式，讓民意對城市的發展規劃起到制約作用，避免權力放大率發揮作用。若權力不受制約，在政績沖動下，再嚴厲的斥責也難以發揮作用。
只有建立剛性的制度約束，讓政府官員擺脫非理性政績行為的干擾，才能避免虛報浮夸的假政績、勞民傷財的達標升級活動和沽名釣譽的“形象工程”，公眾才能看到真正的、沒有水分的、不做表面文章的、真正造福百姓的政績。也只有這樣，才能讓第184個“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定位無法出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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