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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振華
張五常先生是著名的經濟學大家，針對中國的經濟、社會問題，五常先生常有發人深省的洞見。最近，五常先生撰文指出，對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二十多年來第一次審慎地悲觀”，其原因在于政府在對經濟的管理上有不完善處，包括“兩年來，補貼農植大幅上升，最低工資大幅上升，推出反托拉斯法例，加強維護國營壟斷，以管制借貸來宏觀調控等等，
而保護勞工的諸多法例，早晚會促成工會林立，罷工頻頻。”
對于五常先生的判斷，筆者有些是贊成的，但是對“保護勞工的諸多法例”的詬病則完全不能同意。
古典自由主義的集大成者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一書中，專辟一章對工會制度提出了批評。他的基本看法是，強大的工會在與企業的談判中具有強勢地位、能夠迫使資方提高工人的工資水平，這有悖于平等協商的原則，當工人工資高于理想的平等協商之下形成的均衡工資水平時，事實上是對自由市場調節勞動力合理配置的干擾，在長時期內會損害經濟效率，進而使提高的工資只是表現為名義工資的提高，高于均衡價格的工資水平會推動通貨膨脹，長時期內勞動者在事實上根本拿不到實際的高工資。
哈耶克的這個看法是成立的，因為他在理論建構中預設的批判對象是美國的工會。事實的確如此，如美國規模最大的行業——汽車行業，工會的實力甚至強大到了規定工人只能先加入工會，再由工會安排到某家汽車廠上班，而企業也只能雇用某一工會成員的地步。
但是，若以這一理論套用今天的中國市場，則未必能得到正確的結論，原因在于目前中國的市場與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市場根本不具有可比性。
自由市場之有效率是因為自愿平等的交易是一種雙贏，能夠給交易雙方都帶來福利的改進。但是，“自愿”交易或“平等”交易這個條件一點都不能放松，只有“自愿”的交易才能帶來雙方福利的改進，當存在某種強制性的“市場勢力”時，之后形成的交易則成了“強買強賣”，具有強勢市場地位的一方會侵占另一方的“合作剩余”，也就是說，在經濟學上仍然可以認為，“無公平則無效率”。交易是“權利”的交換，交易要達成雙贏的前提是雙方權利的對等以及交易雙方對對方權利的尊重。
反觀今天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尤其是民工市場，民工在勞資雙方的博弈中是處于絕對的不利地位。2004年為民工“討薪”是一個貫穿全年的社會性話題，盡管政府三令五申發出了嚴厲的嚴禁欠薪令，但是拖欠民工工資的事件仍是不絕于耳。
民工作為市場主體的一員，在他們作為勞動力參與市場交易時，大致應當擁有三個層次的權利：要求公平交易、契約被有效執行的權利；參與討價還價的權利；參與剩余收益分配的權利。前兩者是對健全的勞動力市場里最低層次的要求，第三個層次的權利想來張五常先生也是同意的，張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就曾經指出過“分紅會減少失業”。
但是，今天的民工市場上，公平交易與契約被有效執行都沒有實現，而民工參與討價還價和參與剩余收益分享更是無從談起。這是因為，今天中國的民工相對資方而言是處于一種絕對的弱勢地位，由此形成的勞動契約并不是建立在真正的平等交易基礎之上的。要改變這種狀況，靠制定最低工資標準或政府以行政手段介入干預都不是解決問題的好辦法，因為只有民工自己才是自身利益永遠的守護者，只有他們自己最清楚自己的利益訴求是什么、愿意接受的工資水平是什么。在單個民工相對資方不具有對等的談判能力的時候，民工組織起來成立工會顯然能夠為自己爭得一個相對公正的談判地位。
在民工最低的權利要求都沒有得到滿足的事實之下，哪里會出現“工會林立”要挾資方提高工資的事情呢？五常先生多年以來一直恪守著研究“真實世界的經濟學”，何以忽視了今天民工在資方面前處于事實上的弱勢地位這一“真實事實”？由此形成的“悲觀”也就成了對“想象中的世界的悲觀”，而不是對“真實事實”的“悲觀”。而倘若任由這種狀況繼續下去，中國的產品固然可以保持成本上的“競爭力”，使得“經濟”保持著高速增長，但是，建立在民工苦痛之上的“競爭力”難道不是一種更痛苦的“悲觀”？(作者為浙江大學經濟學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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