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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在北京“兩會”期間，北京市政協常委、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張惟英提了一個議案，也為漢語創造了一個新詞“人口準入”。該議案的核心內容就是對不具有北京戶籍的外來人員進行限制，實行人口準入制度。
該議案提出以后，立刻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張委員也一下子成了網絡和媒體的焦點人物。1月27日，面對“反對的聲音，遠高于贊同的聲音”這個現實，張委員在接受《中國
青年報》采訪時，辯解到“我現在成了眾矢之的，但我的意思并不是要限制外地人進入北京”，“可能是我寫提案時沒有注意措辭，才引起了別人的誤會”。 (見《中國青年報》1月28日)
對于張委員的辯解，我總覺得有些蒼白。客觀地說，提案的內容和效果的確與寫提案時的措辭有一定的關系；但無論怎么說，作為一項提案，它的內容，也就是提案所要表達的意思才是最主要的；只要意思表達清楚了，措辭怎么樣，并不影響人們的理解。況且，張委員主張實行人口準入制度的理由表達得非常清楚，每一個正常的人都能理解她的意思：一是北京的資源有限，承載不了那么多人，“中國有13億人，不能13億人都來北京生活啊？”；二是“這些人(外地人)素質比較低，長期沒有工作后，往往會鋌而走險，給社會治安帶來不安定因素。北京城市發展并不太需要這些人”；三是“事實上，北京很多管理混亂的地方就是因為這些人(外地人)造成的，比如說收廢品、惡意乞討的，他們的存在確實損害了北京市民的生活”。張委員還特別強調，實行人口準入制度“是從是否有利于北京城市發展這個角度”來考慮的，“我不覺得這是歧視”。
由此可見，使張委員成為“眾矢之的”的是提案所涉及的內容，而和“寫提案時沒有注意措辭”基本上沒有多大關系。因為張委員自己也不能自圓其說：想想看，在張委員沒有提出這個議案之前，外來人員在北京雖然也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待遇，但最起碼還有自由出入北京的權利；如果真象張委員所說“市政府同意我的觀點，我們的觀點基本相同”而使該議案得以實施的話，外來人員連自由進出北京的權利都沒有了，這不是地域歧視，不是身份歧視，又是什么呢？
我不是北京人，近期也沒有到北京去的打算，但并不敢保證以后不到北京去。所以，就算是為了自己的將來，我也要替那些正在北京和即將到北京去的外地人說一句：北京的發展不能以犧牲、剝奪外來人口的自由和權益為代價！
(稿源：紅網)
(作者：李建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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